温室气体减排的法律路径： 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

 

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各国为了在国际气候治理秩序中谋求自己的席位，通过反复谈判博弈引发气候变化国际治理秩序的变迁。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确立自上而下国际气候治理秩序，要求附件一国家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并遵循“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暂不要求非附件一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该义务，议定书两期承诺共至2020年。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Umbrella Group）国家一直力图否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法律地位，要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减排义务。为此，美国一直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先后退出了该协议，导致《京都议定书》被搁置一旁，难以起到国际治理作用。

 

为了打破僵局，2015年的《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作为国际气候新秩序构建的阶段性成果，《协定》对减排责任分担作出了与《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模式截然不同的安排，即由各国通过‘国家自主贡献方案’，自主承担减排责任”。《协定》要求自2020年后，各国根据减排能力，自主提交阶段性减排目标，目标需遵循“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Ratchet）机制，并接受定期评估的约束机制。其第4条第8款和第13条第7款中规定，为了验证“国家自主贡献”额度，要求各国对自主申报的减排目标，定期提供清晰、透明、以供了解的必要信息供国际组织评估和审评。《协定》的生效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的应对机制从《京都议定书》中自上而下模式朝着《国家自主贡献》自下而上模式转变”。我国2016年加入《协定》，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面对即将承担的国际义务，《巴黎协定》生效当天，我国发布《“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并在“指导思想”中强调“加强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