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一个文献综述

 

可以看出，碳交易和碳税机制各有利弊，不同的经济主体应根据具体的减排目标 和国情设计具有差异性的减排政策，较为可行的方案是两种减排机制相互补充使用。大量研究证明，碳交易和碳税这两种机制融合实施的减排效率和经济效率高于仅仅采 用单一机制所产生的效果 （McKibbin and Wilcoxen, 2002; Pizer, 2002; Mandell, 2008;石敏俊等，2013； 吴力波等， 2014）。但如何设计合理的融合机制，将二者结合起来实施复合型减排政策工具，则成为更加重要且棘手的问题（Aldy et al.，2010）。在减排政策推行的初始阶段，碳税机制因其低廉的实施成本而更容易被推广，但随着减排政策逐步为大众和排放主体所接受，碳交易机制会因其易于明确总体 减排目标及其在跨国减排治理上的巨大潜力而更宜于被采用（Keohane, 2009；曾刚、万志宏，2009）。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对不同的排放主体实施不同的减排政策工具，排放量较小的小公司和一般居民应该为化石能源消费支付碳税，而大的排放源则应成为碳交易市场的行为主体（Marshall, 1998）。近年来，以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逐渐抛弃了初期方案中仅采用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中一种机制的做法，开始将二者结合起来实施复合型减排政策工具，即在开征碳税之后又加入EU ETS （石敏俊等，2013）。其中，英国对参与碳交易市场的企业给予碳税减免的优惠政策；而在挪威，参与碳税政策的企业的碳排放占到总额的68%，参与EU ETS的企业的碳排放则占到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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