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基欧汉：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学：对政治科学的挑战

 

政治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中至少可以承担以下四项任务:

 

( 1) 分析如何规避本文已经明确的“阻力最小的路径”: 对适应、基建或者太阳辐射管理的过度依赖。过度依赖以上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意味着忽视过量碳排放问题，而该问题尽管在政治上存在更大的困难，但却非常关键。

 

( 2) 创新性地思考如何重构气候变化问题，从而使其更具政治可行性。类似的例子有退税支票或发行长期债券的建议，但是还有更多其他想法也值得考虑。关于这些想法，我们利用对社会运动的理解去分析各种可以使我们围绕气候变化发动一场社会运动的条件，从而产生推动气候问题进入一种积极均衡的动力。

 

( 3) 研究气候变化的比较政治学。我们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各国在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采取了各不相同的策略。在经济和人权政策领域，学界已有大量活跃的比较政治学研究。

 

结论

 

       1946 年，在美国乔治亚州的萨凡纳这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诞生地，凯恩斯做过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他提到了“好精灵”和“坏精灵”这两种形象的比喻。“好精灵”将确保机构的客观性;但是如果“坏精灵”占了上风，他们将被政治化，长大成为“坏小孩”。

 

在建构气候变化问题上，“好精灵”或“坏精灵”都可能出现。如果“坏精灵”获胜，人类将走上行动最少的路径。“坏精灵”说: “别担心，我们将来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以不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坏精灵”更有说服力，建构气候变化的政治将会扭曲政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在民主国家将不受欢迎并被搁置一旁，其中的民众和政治家都较为短视。其中一些应对方式将会上升到政治议程的顶端，比如会带来积极的政治激励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适应等，或者像太阳辐射管理这种成本低廉的措施。这些策略看似会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只会推迟其后果的发生，而且太阳辐射管理可能会引发冲突。

 

“好精灵”不会让我们开车撞上墙壁或向风车开战。她会足够聪明地意识到，正如詹姆斯·麦迪逊一样，人们通常是自利的，并会基于自身的信念和预期对激励作出反应。因此，她会建议我们使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分析能力来重塑问题。如果人们有激励措施减缓气候变化，我们的社会以及整个世界就会走向繁荣。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家是以激励兼容的方式重新定义气候问题的最佳人选。以一种富有想象力和持续性的方式去这样做，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机遇。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原载美刊《政治科学与政治》(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015 年第1 期，译文有删节，7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