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基欧汉：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学：对政治科学的挑战

 

适应( adaptation) 意味着采取措施来降低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这些措施包括: 在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海滨城市建设阻挡风暴的堤岸，改变农业作物种植以适应温暖的气候，以及通过大型工程向加利福利亚这样大量人口聚集却干旱的地区供水。由于适应措施的程度和可以尝试的类型有很多，适应气候变化对于政治科学而言是一片沃土。这里的“搭便车”问题大为缓解: 人们都有行动的动力，因为他们的行为将有助于他们自己。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为了适应而支出的费用完全不同于排放税或者因为总量限额交易政策而增高的能源价格。适应要求有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会带动就业并产生收益。事实上，适应完美地符合多元民主的最佳实践: 直接对受影响最集中的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作出反馈，并有明确的目标收益，同时也给予其他有组织的群体相应的收益。

 

因此，在国家或者国内层面将气候变化建构为一个适应问题，相较于将之建构成一个为了陌生而遥远的子孙利益的减缓政策，会带来更富成效的政治。但是，全球层面的图景就不那么美好了。一旦我们把焦点转移到适应，分配不平等问题就会取代公共产品问题，脱颖而出。适应能力较弱的贫困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类似孟加拉这样的低洼国，将会涌现很多极其严重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贫困的经济体更依赖户外活动，比如农业、渔业和林业，而这些产业面对气候变化尤其脆弱。

 

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将会导致某种不同的政治: 不发达国家渴求帮助，富裕国家也声称支持，但却没多少实际的援助。尽管承诺要为帮助贫困国家而设立适应基金，但资助很可能会极少而且基本上掌控在捐助者手中。贫困国家面对微薄的资助将表示不满，而这种不满还会被现有的后殖民民族主义放大，因此更不愿采取能使全球受益的减缓措施。贫富矛盾会加剧，贫困国家的言论也会更激烈。有能力的国家会实施有效行动，但是全球层面上的不平等将会导致社会不公和政治纷争。

 

因此，在全球层面，适应的政治后果令人担忧。对于富裕国家而言，这可能是遭到反对较少的路径，因为其国内政治是良性的。适应避免了全球“搭便车”的问题，它带来了就业和收益。因此在短期内，富裕国家极有可能通过适应来降低气候变化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不幸的是，它将产生全球极度不平等的后果，并会在气候变化脆弱的贫困国家的有识之士中间产生强烈的政治不满。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的或稳定的互动模式以及地球的长远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适应是有害的。政治学家们需要去分析这些在适应方面具有潜在有害性的政治。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