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基欧汉：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学：对政治科学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还是一些相当黯淡无望的结论。迄今为止，《京都议定书》进程所推进的减缓努力在政治上是非良性的，因为它提供了错误的激励。适应也只是对气候变化的后果作出反应( 而且主要是在地方层面) ，而不是指出根本原因。不仅如此，这种路径还会放大全球不平等，并且可能导致新的不满。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案成本高昂，而且还取决于开发和完善目前尚未具备的技术。单个国家实施太阳辐射管理会产生生态和政治方面的成本。构建一个针对太阳辐射管理的国际管理体系非常必要，但是考虑到相关的利益冲突，这也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换句话说，这些路径中没有一个能够解决气候问题，甚至谈不上接近解决。这些困难促使我回到减缓框架，因为减缓是解决气候问题最明确的方式。有什么办法可以重塑减缓框架使其具有正确的政治激励呢?

 

集权国家不太可能在气候问题上起带头作用; 只要美国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它们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借口，从而避免其声誉受损。美国的行动是中国这个最大的排放国重视减排的一个必要条件( 可能不是充分条件) 。因此，我把重点放在美国。

 

首先，美国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霍林( Chris Van Hollen) 最近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2014 年健康气候和家庭安全法案》( Healthy Climate and Family Security Act of 2014) 的提案。该提案建议向碳排放行业征税，并将全部征税所得通过直接电子退税的方式按人均标准返还给个人。尽管每个家庭的能源消费支出将会因此比现在更多，从而导致能源需求压力下降，但他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人均数额相同的支票作为补偿。能源大户会成为净支出者，而中等用户会成为净收入者。因为在美国，能源消耗就和收入一样极度不平等，绝大多数人都将会是净受益者。

 

换句话说，这种政策框架有潜力把那些不关心未来的中间选民从净支出者转变为净受益者，当然，我也希望他们同时会从增加能源价格的反对者转变为支持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此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一项实验性调查统计表明，尽管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被征收碳税，但是如果能同时配有收入税收的减免，碳税的支持率就会显著上升。我认为，给每户发一张支票这种更为直观的福利，将更能给他们提供支持碳税的激励。不过，调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的措辞和调查时机，所以过于看重调查结果也不太明智。此外，在为这种方法庆祝欢呼之前，我们也还需要认识到，鉴于气候问题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并不突出，所以中间选民模型并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政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TS) 以及2009 年在众议院通过却未提交参议院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都对主要产业发放排放配额并将拍卖所得返回企业。这既是对产业集团政治影响力的回应，也反映出此问题与奥尔森式利益集团模型有更为紧密的关联性。

 

另一种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考虑气候博弈的三种均衡。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种糟糕的均衡: 缺乏行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或《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若能成功，就会进入另一种均衡: 通过提升能源价格实现减排，同时使集中的相关利益方获得相应的补偿。由于气候问题对于选民而言一直并不突出，因此这种方法看上去似乎是最有前途的，然而《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未能因此成功，而且因为遭到高度集中的反对，现在似乎已经注定会失败。如果气候问题能更为突出，那么通过支票补偿个人的方法可能会实现一种均衡。这种方法除了在公平性上有优势，还具有吸引力: 它一旦实施之后就很难逆转。一种个人可以从能源税收中获得支票补贴的类似安排，已经出现在阿拉斯加州的政治中。尽管我们需要对退税支票的天真想法和中间选民的决定性角色保持警惕，但还是要考虑并继续研究这种新提议。

 

著名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从更为广泛的视角雄辩地提出，必须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广泛的草根联盟，以推动气候立法: “对抗右翼精英和民粹势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一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大众运动。”瑐瑦发起大众运动的想法引出了信念的问题。为了使气候变化问题显得足够突出，以便为成本高昂的行动赢得支持，选民们必须广泛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成员，能够在攸关其子孙后代的生活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政治科学关于信念如何形成、维系和变化的知识很丰富，我们要把这些知识应用于气候问题。我们尤其要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认识自然。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美国公众非常厌恶他们所目睹的对自然世界和当地环境的污染，但是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却不太强烈。瑐瑧由此可见，关心气候变化的活动分子们应特别支持那种既能降低本地污染又能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行为，而不只是强调气候变化。

 

也许还存在其他建构减缓政策的方式，使其并非基于利他主义或者对子孙后代的关心。比如，特别是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我们可以考虑发行长期债券，让后代承担减排成本，因为他们会成为减排的受益者。美国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就是让个人的储蓄为自己将来的退休收入提供融资。对于这种为气候减缓而专设、与普通的国债相区别的长期债务工具，我们也可以用上述原则来论证其创建的合理性。

 

此类提议的细节在此并不重要。从长远看来，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我们或许可以利用人们的情感，并把基本信念变成一种拒绝污染自然的行为规范。但是，应对气候变化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从短期来看，鉴于自利是主要的行为动机，也是我们社会的短期取向，因此要识别各种激励并以建设性的方式重塑气候问题。

 

政治科学在关于气候问题的讨论中有其自身的角色。迄今为止，我们尚未以一门学科去接受这一角色。作为一门学科，我们理解激励在政治中的作用，同时了解短期经济考量是影响选举结果最重要的一般性因素。我们也理解信念和预期的作用。在设计能够减缓气候变化而又不威胁选民钱包的有效行动方面，我们需要有点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