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基欧汉：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学：对政治科学的挑战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有效的行动需要各国政府同意共同实施，所以国内和国际政治都需要考虑在内。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提出的政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五种不同政策组合将产生五种不同的“政策框架”。关键的一点是，每种框架都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类型，包括国际和国内层面。这五种政策框架分别是: ( 1) 减缓( 排放限制) ，由当前的消费者和纳税人———在民主国家意味着选民———承担成本; ( 2) 适应，这样人类才能在气候变暖的条件下生存; ( 3) 新建基础设施，用于提供零碳排放的电力，甚至通过所谓的“直接空气捕捉”( direct air capture) 技术从空气中移除二氧化碳; ( 4) 太阳辐射管理———在大气层中投放颗粒物以反射太阳光，降低地球的温度; ( 5) 构造减缓政策以减少给予反对者的激励机制。

 

上述5 种政策框架之间并非相互排斥。事实上，我们可以期待它们的某种结合。但是这些框架本身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那些给当前选民强加成本的减缓政策将产生恶性激励: 每个人都有逃避的动机，而会导致其他人承担更大份额的成本。也就是说，这种《京都议定书》式的政治提议传递出一种行动过少的倾向。正如5 年前麦克·休姆( Mike Hulme) 所言: 把气候变化建构成一个“特大问题”已经“让我们走上歧途，…… 创造了大量的政治僵局”。瑏瑤国际谈判极其复杂，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把气候变化建构为一个需要目前这代人中的中间选民( median voter) 付出越来越多代价的全球减缓问题。

 

其后果就是一种行动过少的恶性政治。在政治学家看来，这个过程有点像开车撞墙，而不是绕墙而过。其他框架是否更利于有效行动呢? 由于减排对解决气候问题尤为重要，我也试图探讨: 我们应该如何重塑减缓问题的政策框架? 但我的问题首先是: 如果从减缓彻底转移到另一个政策框架中，比如适应、基础设施建设或太阳辐射管理，我们是否也能取得进展?

 

之所以需要考虑在气候问题上换新框架，其关键原因在于，那种导致行动过少的倾向并非必然存在于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事实上，在适应问题以及诸如直接空气捕捉和太阳辐射管理等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的措施上，这种倾向并不明显。而且，后面我也将谈到，这种恶性政治在减缓框架中也不是固有的，只是在政策框架需要将减排成本强加于当前选民时才会出现。如果激励问题得到关注，减缓框架下的政治也会有很大转变。

 

我的论题是: 像政治学家一样思考气候变化问题更有利于打造公共政策方面的良策。我和麦迪逊一样，强调激励对于政治参与者的作用，同时要认真对待他们的规范信念，也不要忽视他们对于模棱两可形势的解读方式。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 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