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基欧汉：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学：对政治科学的挑战

 

当我们面临减缓带来的搭便车、不平等适应的非正义性以及有经济竞争力的低碳技术难以获得等问题时，就容易想到通过减少进入大气的太阳辐射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这样，地球温度就会显著下降。这种情形也会自然发生于大规模火山爆发向大气释放大量火山灰的时候。因此，冷却地球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粒子注入能将太阳光反射出地球的高层大气。

 

这种政策也有许多不确定性，它对大气内累积的二氧化碳影响不大。因此，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某些进程( 例如会破坏珊瑚礁的海水酸化) 将会继续发展，虽然它们能阻止周边空气温度和海洋温度上升。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太阳辐射管理只是被视为最后的手段，而且很多科学家对此也充满疑惧。

 

在此，我并不试图介入这种讨论，因为它的结论依据的是我所不具备的科学知识。相反，我想提出一组不一样且更偏向政治性的问题，太阳辐射管理的政治经济学有哪些表现?

 

对于民主政体的政治家以及致力于取得最大经济增长的威权政体领导人而言，太阳辐射管理可能极具吸引力。通过粗暴地压制由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导致的温度效应，该方法看似能在短期内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对于民主政体的政治家而言，从选举角度看，其所需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这种方法也可以很廉价，这一点对于发展迅速但仍相对贫困的国家的领导人而言极为重要。在民主国家，那些运用较为廉价的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政治家在竞选中很可能会胜过那些运用昂贵方案的政治家，尽管昂贵的方案可能在长期来看更具可持续性。虽然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但是合理使用太阳辐射管理可以为长期的、更为有效的行动争取时间。

 

然而，只有一些强大的国家才能够承受住外部压力，以较低的成本实施这些措施。那些认为弱国也能单方面实施太阳辐射管理的观点，没有考虑到弱国可能会受到来自反对太阳辐射管理的强国或国家组织的强大压力。这种政治与前三种情形下的政治看起来可能完全不一样。事实上，这更像敌对国家和集团间的国际政治。反对者很可能会先尝试威吓，如果不行，甚至可能会动用军事手段，比如击落装载粒子进入高层大气的火箭。太阳辐射管理在国际层面的意义是消极的，就像气候变化的适应议题: 在国内政治中是良性的，但在国际政治中却是恶性的。

 

在21 世纪，我们不应低估某些强国或强国集团采用太阳辐射管理的可能性。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高昂，但由于海平面上升威胁小岛国的生存并可能淹没重要城市，因而充分适应的可能性也不大。各国政府会尝试转向太阳辐射管理这种“灵丹妙药”，并使其合理化为一种争取时间的策略。

 

因此，现在应该开始考虑一种国际体系来控制应用太阳辐射管理。因为这些努力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地球，所以应由一个具有合法权威的全球机构来决定，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强国来决定。安理会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其陈旧的结构代表性不足，尤其是对印度和巴西等可以单方面进行太阳辐射管理的国家而言。因此，需要把上述这类国家纳入决策机构。这种管理体系还需要包含一个由公民社会团体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组成委员会的公民社会团体由其他的公民社会团体通过制度化的程序选出，并应确保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这种组织架构不应只停留在草图上;我们必须有更多的思考和研究，去创建一种政治上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

 

过去60 年来，政治科学对于军备控制问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经验，可以用于太阳辐射管理的国际体系。对此，作为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最领先的政治学家，戴维·维克多曾提醒我: “对于那些听众中所有从事过军备控制研究、而且正在为缺乏新的管控体系可供研究而感到悲哀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不花点时间了解一下太阳能辐射管理?”

 

那种认为我们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可能正在接近一种“宪法时刻”———类似1787年美国的宪法时刻———的观点过于乐观了。然而，现在正是去思考太阳辐射管理制度的时候，赶在政治利益和官僚压力累积之前。还有谁能比政治学家更适合于思考这样的体系呢? 内-容-来-自；中_国_碳_0排放￥交-易=网 t an pa i fa 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