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处罚规则与履约风险规制路径

 

碳排放权交易是通过经济减排的方式以低成本来使企业达到减排效果和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也即，超额排放企业可以在碳市场向剩余碳排放权的企业购买权利标的，而碳排放权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来决定[4]。法律所要规避的风险是控排企业超额排放，同时不在市场交易碳排放权，进而导致碳排放总量不减反增的情况。政府通过法律对碳市场中控排企业行为的规制成本和风险预防水平之间只有达到均衡，才能够保障《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罚则条款发挥应有的效果和功能。罗伯特·库特和托马斯·尤伦（Robert Kurt & Thomas Uren）在其法律经济学的著作中提出了规制成本的最小化理论模型[5]，是解释法律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规制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立法、执法与司法产生的成本）和预防违法行为发生的风险水平之间关系。

 

在对控排企业在碳市场中的不法行为进行规制的过程中，控排企业的不履约率r会随着履约风险预防水平x的提高而降低。即r=r（x）是关于x的减函数。如果控排企业拒绝履约，则会导致碳排放量总量控制目标的减损。R表示总量控制损失的经济价值，则R与r的乘积是损失的预期经济价值。预期减损r（x）R也是关于x的减函数（如图1-a所示）。随着履约风险预防水平的提高，预期减损下降。而对其法律规制则表示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例如在碳监测、核查等监管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如果每个单位的预防成本为y，yx则为采取预防措施的总成本。将预防成本和与其减损成本相加后所得到的就是规制成本，也即SC=yx+r（x）R。从图1中可以看出，规制成本呈现U型，也即随履约风险预防水平的增加而逐渐减少，直至最少，此后便逐渐增加。

 

两者最优的组合就是规制成本最小的履约风险预防水平x'。因此，规制成本与履约风险预防水平的均衡条件是：当对控排企业履约风险预防水平是有效时，增加的单位预防成本（边际成本）等于减少的单位预期损害成本（边际收益）[6]。如果实际预防水平低于有效预防水平，则预防的边际规制成本小于边际规制收益，有效性的实现就必须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反之亦然。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办法来看，是在减少履约风险预防的水平，其应然状态是预防的边际规制成本大于边际规制收益，不过我国现行的碳排放权交易暂行条例并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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