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推动在第六条项目中采用Verra方法学

据近期行业媒体与市场消息披露，韩国正在推动在《巴黎协定》第6.2条（Article 6.2）合作项目中，采用国际自愿碳市场标准机构Verra的红树林修复方法学开展项目开发。虽然韩国政府目前尚未公开发布针对具体 Verra方法学的正式批准文件，但这一动向仍被市场广泛视为：主权 Article 6市场开始进一步吸收VCM（Voluntary Carbon Market）基础设施的重要信号。

 

真正引发市场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红树林项目”本身，而是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全球碳市场结构变化。过去十多年里，合规碳市场（Compliance Market）与自愿碳市场（VCM）一直是两套相对独立的体系：前者由主权国家主导，强调履约与监管；后者则由Verra、Gold Standard等国际标准机构推动，更强调市场化与项目开发效率。但随着《巴黎协定》第6条机制逐步落地，两套体系之间的边界，正在开始快速模糊。

 

Article6.2的核心：并不提供方法学体系

 

与过去的CDM机制不同，第6.2条更偏向于国家间减排成果转移（ITMO）、对应调整（Corresponding Adjustment）以及双边合作框架，其本质是一个会计报告框架，集中的方法体系。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此前发布的相关技术文件也指出，Article 6.2更强调国家间转移与会计报告框架，而项目层方法学可以来自不同体系。这意味着，现实中的大量Article 6.2条下的项目，其实一直在借助现有VCM体系完成项目开发。从基线baseline设定、额外性additionality判断，到MRV与发行issuance，Verra、Gold Standard以及部分CDM方法学，事实上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推进Article 6项目的“现成基础设施”。换句话说，过去几年全球碳市场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现实的路径：

 

“VCM methodology + 国家授权 +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

 

而韩国此次释放的信号，本质上意味着这一现实路径，正在逐步获得主权层面的制度化承认。

 

新加坡已率先推动“主权市场+VCM”融合

 

事实上，亚洲最早释放这一信号的国家之一，其实是新加坡。2025年，新加坡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NCCS）与 Verra 及 Gold Standard联合发布《Article 6.2 Crediting Protocol》，其中明确提出：

 

governments can use existing independent crediting programs

 

即政府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独立碳信用体系开展Article 6.2合作。这一表述被市场普遍视为主权市场开始制度化吸收VCM基础设施的重要里程碑。而韩国此次被披露的方向，则被认为是在沿着类似路径进一步推进。与此前大量“默认使用”或“项目层借用”不同，市场真正关注的是：越来越多主权国家开始在监管逻辑层面，正式接受VCM方法学进入国家级第六条框架。

 

韩国为什么尤其重要？

 

韩国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亚洲最成熟的合规碳市场之一。由韩国交易所Korea Exchange支撑的K-ETS长期被视为亚洲碳市场的重要代表。与此同时，韩国近年来也在持续扩大国际减排合作网络，并积极布局Article 6.2双边合作与ITMO购买。

 

行业数据显示，韩国目前已经签署多个Article 6.2双边合作框架，并持续推动国际减排项目开发。因此，在市场看来，如果韩国未来开始更系统地接受Verra等VCM方法学进入其 Article 6 pipeline，那么其意义将不只是单一项目层面的合作，而可能意味着：

 

主权市场与VCM的融合，正在从“项目试点”逐步进入“制度层面”。

 

从默认到明面上指出，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减派君观点”

 

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全球碳市场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巴黎协定》Article 6虽然建立了国际减排转移（ITMO）的框架，但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成熟、可直接运行的项目方法学体系（除了6.4条下的全球碳市场是独立于现有VCM）。相比之下，经过十多年发展，VCM（自愿碳市场）已经积累了全球最成熟的 methodology（方法学）、MRV（监测、报告与核证）、registry system（登记系统）以及 verification ecosystem（核证生态）。无论是森林、红树林还是湿地等自然解决方案，其项目开发逻辑、baseline设定与 additionality framework（额外性判断框架），实际上大多已经建立在 Verra、Gold Standard 等第三方体系之上。因此，对于许多希望快速推进 Article 6 项目的主权国家而言，直接调用现有VCM 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往往比重新建立一整套国家级方法学体系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此前发布的 Article 6 指南中也提到，包括红树林、森林、湿地在内的自然解决方案，未来均有望更广泛进入 Article 6 市场，而第三方方法学体系与主权市场融合的趋势正在上升。这意味着，VCM与主权市场之间的关系，正在从过去相互独立的“两套体系”，逐步演变为一种“基础设施共享”的新结构。

 

而这也正在倒逼 Verra 自身发生战略转型。过去，Verra 本质上是一个“碳信用发行平台”，其核心商业模式建立在“方法学 + 项目注册 + issuance（签发） + registry（登记系统）”的完整闭环之上，主要收入来源则是 issuance fee（签发费用）与 registry fee（登记系统费用）。但随着越来越多主权国家开始在 Article 6 项目中借用 Verra 的 methodology、MRV 与 additionality framework，未来 credit issuance（碳信用签发）与 registry 未必继续留在 Verra 体系内，而可能逐步转向国家 registry、双边 Article 6 registry 或 ITMO accounting system（国际减排转移核算体系）。这意味着，过去 Verra 所掌握的“发行闭环”正在被拆分，“方法学公共化、发行主权化”可能正在成为全球碳市场的新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此次事件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只是“采用 Verra 方法学”，而是它可能代表着：全球碳市场正在从“VCM主导发行”，逐步走向“主权国家掌握发行、第三方机构提供底层基础设施”的新阶段。未来，Verra 的角色也可能从传统 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自愿碳标准机构），转向 sovereign carbon infrastructure provider（主权碳基础设施提供商）与 Article 6 MRV infrastructure platform（第六条MRV基础设施平台）。

 

而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正是 Verra 的未来出路。随着全球 Article 6 市场扩张，真正长期稀缺的，未必是单一 credit 的发行能力，而是全球通用的方法学体系、MRV标准、国际互认能力以及跨主权市场的基础设施连接能力。如果 Verra 能够进一步转型为全球碳市场的 protocol layer（协议层）与 infrastructure layer（基础设施层），提供 sovereign alignment（主权对接）、digital MRV（数字化MRV）、registry interoperability（跨登记系统互联互通）以及方法学授权等底层服务，那么即使未来 credit issuance 被更多国家主权化，其在全球碳市场中的影响力反而可能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