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焦虑驱动的政策调整
首先，能源贫困引发的民意反噬成为一大政治风险。
意大利环境部的内部文件指出，该国南部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等地区家庭能源贫困率已达27%，ETS2可能使这一数字突破35%。
2022年法国“黄马甲”运动的教训犹在眼前——当年
碳税上调导致柴油价格暴涨15%，直接引发持续数月的街头抗议。比利时能源部长警告：“我们支持碳定价，但无法接受让低收入群体为气候转型买单。”
其次，产业链成本重构的连锁反应造成了经济冲击。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测算，ETS2将使该国运输业成本增加12%-15%，中小型物流企业利润率被压缩至2%以下。
更严峻的是，欧盟内部碳价差异可能引发“碳泄漏”。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若周边国家（如挪威、瑞士）维持更低碳价，欧盟整车生产成本将高出8%-10%，削弱产业竞争力。
第三，分配机制存在技术性缺陷。
现行ETS2收入分配规则采用“人均GDP+能源强度”双重加权，导致了“富国补贴”悖论，即卢森堡、丹麦等高收入国家因能源效率较高，反而获得更多返还资金。而在农村地区，依赖私家车通勤的乡村家庭，因人均排放量高于城市居民，面临更高边际成本。
意大利生态转型部提出，需建立“区域级能源贫困指数”，将返还资金与地方实际承受力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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