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升至 2℃，物种消失风险将翻倍！城市如何破解 “生态-气候” 协同困局？

 

协同治理（synergistic governance）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用以反映复杂系统中子系统间的协调合作关系。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强调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共同参与的自愿平等与协同性，最终目标是促使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美丽城市建设的新阶段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对照主要相关政策和协同治理的新要求，城市生物多样性与气候风险协同治理仍面临几个方面的挑战。

 

1.科学认知的系统性亟待提高

 

生境丧失是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而高强度的人类干扰和气候风险加剧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难度。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下粮食安全、供水和生计等关注较多,但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仍然较少。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和适应两大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般来说，城市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巩固提升生态系统增汇能力，增强森林、湿地等蓝绿空间的减排增汇功能；适应气候变化则是采取积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提升城市生态韧性和气候风险应对能力，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城市内涝。目前，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风险治理与城市发展的协同模式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美丽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增效有待增强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又提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划定城市洪涝风险控制线，有效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要求。生态环境质量稳定达标是美丽城市建设的根本要求。

 

然而，当前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仍存在协同治理滞后于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快还旧账、不欠新账”的双重压力、工业园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亟待技术创新、缺乏针对性强的协同治理举措等问题，从协同增效的角度来看，城市扩张改变了局部地貌、挤占了生态空间，气候风险加剧了“大城市病”症状，美丽城市建设亟待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风险治理协同增效新要求。

 

3.缺乏精细化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

 

精细化管理是城市生物多样性和气候风险协同治理的客观要求。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有力提升了群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但城市仍存在内涝难治、自然生态安全边界难守、生态空间拓展困难等问题，特别是在老城区，由于寸土寸金的利益驱使，生物多样性提升难度很大。当前，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直接相关的标准很少，也未充分体现协同推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要求。

 

笔者所在团队编制T/JSSES 30-2023《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技术规范》，通过设置评价内容和范围引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向，其中，城市生态空间保护通过生态用地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城市更新行动、生态廊道建设等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物种多样性保护突出城市建成区陆生维管植物、两栖动物、鸟类、蝴蝶等动植物的物种保护状况，生物多样性管理重点强调资金投入、公众参与和地方特色。在气候变暖趋势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城市生物多样性与气候风险协同治理的技术规范、评价标准和监管政策等亟待快速制定并强调精细化管理。

 

4.缺乏相对稳定的协同治理资金保障

 

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新阶段，生物多样性与气候风险协同治理相关的工作任务和优先项目，面临相对稳定的资金保障问题。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明确了“加强财政金融支撑”，包括完善财政金融支撑政策、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创新、构建气候投融资保障体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指出“各地要多渠道、多领域筹集资金，灵活运用多种形式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金融支持政策”。城市是产业集聚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风险治理可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社会化投融资机制，通过协同治理与产业关联的绿色金融，实施城市生态修复的生物多样性提升工程，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