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与宏观政策协调

 

环境政策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利率的影响。马勒（Muller）分析了环境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认为环境政策显著影响污染控制的严格程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是可观的。一是《清洁空气法》对潜在经济增长率有较大影响。1970年《清洁空气法》通过前，空气污染程度及CO2排放量均与GDP正相关。《清洁空气法》颁布后，空气污染对GDP增长的影响由正转负；CO2由于未受管制而继续增长，与GDP依然正相关。环境污染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成本。1970年以前，空气污染和CO2排放对人均GDP的影响为7000美元，约为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7%是由CO2排放造成的。1970年以来，空气污染对GDP的影响逐渐下降，CO2排放对GDP的影响则不断上升。2006～2016年，在因空气污染和CO2排放而产生的外部成本中，13%来自CO2排放。二是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具有顺周期性，并对绿色利率产生逆周期影响。一方面，经济衰退时，环境污染强度有所下降，外部成本随之减少。当经济朝着清洁化方向发展时，外部成本总额逐渐减少，消费的未来预期变好。在消费约束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获得最大消费效用，消费者将更多的当期收入用于未来消费，导致绿色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利率上升引发储蓄增加和消费减少。另一方面，经济扩张时，环境污染强度相应增强，外部成本上升。当经济朝着污染化方向发展时，外部成本总额逐渐上升，消费的未来预期变差（潜在收入降低），因此在当期进行更多消费可获得更大效用，从而抑制绿色利率，使其小于自然利率，引发储蓄减少和消费增加。

 

短期内，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石油消耗增加、石油公司负回报、绿色能源企业价值提升。一是不确定的气候政策会使石油产出及消耗增加，加速气候变暖。巴尼特（Barnett）利用气候经济模型研究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认为当气候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时，石油公司为减少由资产搁浅引起资产流失、降低石油储备的可能，以及预期政府将出台应对气候变暖的限制政策，可能不顾全球气候变暖的危害，加快石油开采速度。短期内，这会导致石油价格下降，加速气候变暖。基于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分析的实证结果支持上述观点。二是油价下跌和政策预期趋紧，会导致石油公司负回报和绿色能源企业价值提升。一方面，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更多人预期政府将出台更严的气候政策，导致石油公司负回报并最终影响公司价值。另一方面，随着美国、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的增加，全球范围内推出气候相关政策的可能性也上升。气候政策冲击会对石油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压低相关企业价值和油价，而绿色能源作为石油的替代品，其需求及价格会上升，最终提高绿色能源企业的价值。

 

长期内，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可减少碳排放，但这样做的政策成本较高。弗里德（Fried）等借助量化模型，分析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化石能源等特定行业价值的长期影响，认为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推动了投资组合去碳化，降低了实体经济的碳排放量，但也带来了较高的政策成本。据测算，通过政策不确定性实现减排所产生的非环境福利成本，是单纯使用等效税收政策所产生成本的两倍。一是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可减少碳排放。在气候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化石燃料消耗将比气候政策确定的情形减少1.15%。这主要是因为政策风险增加了清洁行业的预期投资回报，推动经济向清洁生产转型。同时，碳排放量的降低，使推行碳税的概率更大、碳税税率更高，进一步推动投资从污染产业转向清洁产业。二是气候政策不确定会降低资本和劳动力的总水平。在随机稳态下，碳税征收概率以及税率越高，清洁资本与污染资本的比率就越大。虽然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清洁资本比率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增加资本的产出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得到解决前，经济主体无法实现最优的资本配置，资本错配会降低储蓄回报率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导致家庭资本与劳动工作时间减少。因此，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最终会造成社会产出减少、成本增加，但社会也会因排放量减少而受益。从影响程度上看，气候政策不确定对资本的影响大于对劳动力的影响，资本对政策风险的反应远强于劳动力对政策风险的反应。据估算，在特定条件下，清洁行业资本与污染行业资本比率增长3.97个百分点，但清洁行业劳动力与污染行业劳动力比率仅增长1.4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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