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M最新草案首认第六条10%上限与CCER

2026年5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CBAM第三国已支付碳价规则》实施条例草案，并启动公开咨询。相比市场最初关注的“10%抵扣比例”，真正更值得注意的，其实是草案第一次明确写入的一项内容：
 

“Only carbon credits authorised under Articles 6.2 or 6.4 of the Paris Agreement would qualify for CBAM liability reductions.”

 

这意味着，欧盟第一次在CBAM框架内，正式承认《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信用体系。根据目前公开的实施条例草案，未来依据《巴黎协定》第6.2条形成的ITMOs，以及第6.4条机制下未来签发的国际碳信用，都将被允许进入CBAM抵扣体系。

 

与此同时，欧盟也设置了严格限制：

 

“Where more than 10% of emissions are covered by such credits, a price of zero would be assigned to emissions covered by international credits in excess of this threshold.”

 

也就是说，第六条碳信用整体最多只能抵扣10%，但这也是非常大的比例（对比欧盟自身碳市场允许使用的国际碳信用的5%，可查看此前文章欧盟确立2040气候目标，重回5%国际碳信用时代）。

 

“These 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 must be registered on the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s Centralized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Platform.”

 

当然，第六条碳信用必须完成相应调整（corresponding adjustment）、进入UNFCCC 会计框架（accounting framework），并满足欧盟认可的验证眼球（verification requirements）。因为欧盟现在真正开始承认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国际碳信用，而是已经进入《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核算体系的国际减排资产，这已经构成Article 6机制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

 

此前，Article 6虽然已经在COP框架下逐步完成规则建设，但整体仍主要停留在：双边协议（bilateral agreements）、主权间减排转移、试点交易（pilot transactions）及小规模国际合作项目阶段，真正缺失的，其实一直是：一个能够持续产生大规模真实需求的市场场景。

 

而CBAM正是提供了这个场景。CBAM是全球第一个真正嵌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边境碳机制。这意味着，第六条第一次开始与国际贸易、全球供应链、工业出口以及边境碳成本发生制度连接。这一变化的意义其实非常深远。此前，第六条碳信用更多还是“国际气候谈判机制”或者国家为了满足其自身NDC的需求的一个单方面用途资产。但现在，它开始真正变成了“国际贸易碳资产体系”。

 

更重大的变化

 

更加重要的是，欧盟这次的真正开始承认“compliance-linked credits”。这次CBAM Draft里，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但可能比“10%上限”更深层的变化是，欧盟开始首次承认：某些“碳信用”，也可能构成真实碳成本（real carbon price）。

 

过去很多年，CBAM对于碳信用的整体态度其实非常明确。在欧盟逻辑里，真正被认可的，始终只有ETS配额成本、碳税以及法定碳费。至于自愿碳市场的碳信用，则长期被排斥在外。

 

其核心原因就在于：碳信用credits ≠ 真实碳成本real carbon price。

 

欧盟一直认为，自愿offset并不等于企业真正承担了强制性减排成本。这也是为什么此前CBAM长期拒绝VCS、GS等典型自愿碳市场碳信用。欧盟真正反对的，其实并不是碳信用本身，而是非履约型碳信用（non-compliance credits）。

 

而这次Draft，实际上开始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转向。

 

Draft中明确写到：

 

“A carbon price shall be considered effectively paid where it has been paid through the surrender of emission allowances, credits or other units under a mandatory compliance system.”

 

“credits or other units under a mandatory compliance system”这句话的意义其实非常大。因为这是欧盟第一次在CBAM框架下明确承认：如果某类碳信用属于法定履约体系的一部分，那么它本质上可以被视为：“真实碳成本”。

 

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因为一旦进入这个逻辑框架，未来真正重要的，就不再是：“它是不是碳信用”，而是：“它是否属于主权履约体系的一部分”。

 

compliance-linked carbon assets。

 

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不再只是“减排量”本身，而是它是否进入国家ETS、是否具备履约属性、是否能够形成法定义务抵扣，以及是否能够进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

 

而这也是为什么CCER以及Article 6 ITMOs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上升。因为它们开始越来越接近：“主权认可的国际碳资产”。这一变化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正好处在：“CCER重启”的关键阶段。过去CCER更多被视为“中国官方自愿碳市场”，其核心功能更多偏向自愿减排与政策辅助工具。但CCER其实本身就是不只是自愿减排产品，而是强制碳市场下的履约补充机制，这意味着，未来CCER的实质，将可能从“VCM工具”逐渐转向“国际履约型碳资产”。

 

“减派君观点”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次欧盟CBAM Draft真正承认的，并不是企业直接购买CCER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去抵扣CBAM。当前Draft的核心逻辑，并不是“直接抵扣”，而是：如果某类碳信用已经进入法定履约体系，并真实形成了碳成本，那么这部分成本有可能被欧盟认可。

 

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企业“有没有买CCER”，而在于CCER是否已经被用于ETS履约，并形成了真实、可核算、可验证的碳成本。

 

因此，未来真正可能被欧盟认可的路径，更可能是：中国上游控排行业，例如电力、钢铁、铝、水泥等，在全国碳市场履约过程中使用了CCER进行合规抵扣，而下游出口企业再通过供应链碳成本追溯，将这部分已经真实支付的碳成本纳入CBAM抵扣体系。

 

因为这意味着，未来CCER真正的国际价值，将不再只是“自愿减排量”，而是它能否进一步扩大中国ETS履约抵扣体系，并形成可被国际认可的合规碳成本compliance-linked carbon cost。

 

而这其实必然会反向推进CCER的发展。过去CCER更多还是国内政策辅助工具，其需求主要来自履约补充、自愿减排与ESG场景。但未来，如果CCER开始逐渐具备“供应链碳成本”与“国际贸易碳成本”的属性，其市场逻辑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因为对于中国出口企业而言，未来真正重要的，可能已经不只是“减排”，而是：如何把国内已经支付的碳成本，转化为CBAM体系下可被认可的抵扣能力。

 

因此，从政府层面，这会进一步推动加快CCER方法学扩容、项目供给扩容以及市场流动性建设。与此同时，也需要加快《巴黎协定》第六条相关机制的推进，包括国际转移授权authorization、协同调整corresponding adjustment、国际核算体系以及与UNFCCC registry体系的衔接。

 

因为未来真正能够进入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越来越可能是官方授权下的碳信用。从这个角度看，CBAM对于碳市场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它正在反向推动中国自愿碳市场CCER与第六条体系建设开始加速，这将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碳市场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