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与农业伦理学响应——兼论后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从1949年到1992年，全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转型的约半个世纪中，也正是新中国成立、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尤其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突飞猛进，并于2015年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精神境界急需补课。农业是工业化遗患的主要受害方，它作为工业化不可持续的见证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其一，迟到的中国后工业化时代。如果从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环发大会计算，中国的后工业化大约比世界水平晚了23年。如果按照《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研究，美国的后工业文明于1983年开始，则晚了32年。我们带着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基础，在70年内获取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物质成果，但相对于工业化国家300年来培育的工业文明，我们还有明显差距。

 

　　其二，文化蜕变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必要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内涵是具体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总结工业文明含有六大原则，即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实现这六大原则需要相应的九类社会保障，即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民主化、就业流动、教育普及、信息灵敏、非农人口遽增、经济持续发展⑩。托夫勒以当时社会样式总结的这六大原则和九类保障，也许可以有不同诠释。我们暂时抛开其可能的歧义，仅就其语义表达作为我们参照系，考察我国当前社会状况，急应补足缩短差距的过程中漏掉的必要的文化功课。

 

　　其三，正确认知文化差距是必要前提。工业文明的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当世界工业化文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文明转型期的时候，中国还在全速进行工业建设，容纳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污染工业，甚至允许工业垃圾向中国转移。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对后工业文明有所认知，更不会以此为基础对工业文明的利弊加以反思，因而出现以农耕文明批判工业文明的反历史倾向。例如向往旧时的田园生活，留恋农业社会缓慢节律，有些地方把《弟子规》引入儿童教育，甚至办起了读经私塾。由于中国工业化的高速而迟到，精神建设没有跟上，对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理解，但不可认同。只有以“后工业化文明”的要求为基础，来反省、解决工业文明的缺陷才是历史前进的正道。我们应汲取丧失工业革命的伦理观所造成的惨痛教训，不容再度发生后工业革命时期伦理观的历史性错位。

 

　　其四，后工业化文明最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特征之一，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农耕文明时期“海内”即“天下”，农业生产强调封闭式自给。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各地交往，洋流所到之处，无远弗届。农产品的不足和剩余可构成不同系统之间的位差潜势，产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产品的世界交流应属常态。且举两个最近例证。例一，最近美国挑起了中美贸易战，我国大豆的进口量已经达到世界贸易总量的70%，自给量仅为13.4%。而美国是我国主要大豆进口国。但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是否进口美国大豆倒成为我们的筹码之一。例二，我们怀着深重的粮食情结，着力确保粮食安全，大肥、大水、大农药，并以政策杠杆大力支持，保底收购，大建粮库贮存余粮。结果成本高于进口粮的到岸价。形成进口粮入市、国产粮入库的尴尬局面。终因国家不堪重负，废弃支撑杠杆。这两个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农业产品不足未必是祸，过剩未必是福。只有充分认知农业生态系统的开放本质，合理疏导农业生产的流通，才符合农业伦理学基本原则而利民富国。即使出于利国利民的战略思考，力争某些农产品自给，也要尊重农业固有的开放原则，而不可将自给置于开放的对立面。关起门来刚性自给，不仅有悖于伦理学原则，也酿致作茧自缚、祸由自取的悲剧。

 

　　后工业文明为我们展现了全新的时代面貌。我们应虔诚地向时代学习，弥补我国农业伦理观的时代差距，理解后工业文明的要义，厘清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利弊，逐步建立崭新的后工业文明农业伦理学。

 

　　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古国经过70年的努力，完成了工业化，并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依据其历史特点，可以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0年的第一阶段，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工业产值居世界第十位。从1981年到本世纪初的前10年为第二阶段，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GDP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5年以来，进入第三阶段，即后工业化阶段。

 

　　中国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含农民的负担过重和环境污染的重大遗患，农业成为工业化遗患的主要受害者。其原因固然可多向追溯，但对农业系统的开放性认识不足，过度强调农产品自给应居首位。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从工业化起步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全过程中，与世界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同步。这既是中国农业的幸运，也是中国农业幸运中的不幸。

 

　　幸运的是发达国家在到达后工业化转型的探索中，由于市场和安全的需求，在世界长期处于冷战威胁之中，萌发了从零和到共赢的智慧，认识了人类自身处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之中，而不是在系统之外，更不是在系统之上。不论自然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生态系统，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互利多于互伤，凝聚多于分裂，互助多于对抗。生物系统协调共存的原则成全了生物圈的和谐发展。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工业化时期征服自然的物理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受到抑制，社会日趋无序的伦理危机得以趋缓。世界主要实力集团之间的生死对决，看来已经迫在眉睫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没有爆发。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不幸的是当我国1949年工业化起步时，正好遇到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期。1949年美国人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的出版，敲响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反思的钟声，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世界发达国家完成进入后工业化过程。它们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为它们的工业废弃物寻找出路。我国工业化早期，采取“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模式，恰好与它们的需求相弥合。因此在我们工业化高速前进的同时，也迎来相应的污染。

 

　　后工业化文明为我国带来的幸运与不幸之间，也为中国农业伦理学提出了新命题。这就是如何保留农耕文明精华，汲取工业文明的成果，熔铸构建全新的后工业文明的农业伦理观。后工业文明农业伦理观的基础就是尊重系统固有的开放性。正是系统的开放性提供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检讨工业文明为我们带来的成果与遗患，了解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明确工业文明的主要特色，并以后工业文明来厘清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所表现的弊端。如果脱离开放这个农业伦理观的基本原则，不论产品不足或剩余，都将带来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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