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与农业伦理学响应——兼论后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世界工业革命时代的主流思潮是由达尔文物竞天择理论衍发的排他性竞争，即丛林法则。经过300年的高速发展，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甚至得出“和平是战争的间歇”②这样的悲观结论。人们开始冷静反思，物质主义思想笼罩下，以石化动力、科学技术和产业资本三个维度推动的工业化，将伦理维度弃置不顾，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严重损伤的同时，社会生态系统也因贫富差距扩大和地域发展水平悬殊而使社会公平正义被弃置不顾。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的伦理基础遭受严重损害，引发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巨大灾难。工业化社会对农业的影响尤其直接而显著。以简单的工业化手段，强加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片段过程，提高了产量，增加了财富，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殃及社会食品安全。

 

　　原来300年来所追求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美好社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于是进入后工业化文明的新启蒙时期③。

 

　　生态伦理问题的先觉者美国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名著《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④在他逝世一年后的1949年出版，深刻揭示了工业化的生态弊端，提出“大地伦理”的思想，敲响后工业化时代的启蒙钟声。其后，海洋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⑤，进一步激起社会空前关注。1972年由美国、德国和挪威等一些西方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了有关资源环境与人类未来发展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报告认为，全球的生产力增长将会达到极限，势必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提出“零增长”的概念。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物质主义工业化不可持续的世界意义被人们普遍察觉。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由137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部长级人员参加，呼吁建立一个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会议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基于公平原则，提出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性建议。1990年到1992年，经多次会谈⑥，终于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发展大会(简称环发大会)，全球15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从此以环境发展为主题的全世界峰会成为每年的例会，把全球气候变化和防治污染纳入全球性议程。据此，我们认为从1949年《沙乡年鉴》的出版，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宣布，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为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渡期。

 

　　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主要指标，公认有两项，即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白领超过蓝领。据此标准美国于1983年首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他发达国家也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触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活动从未中断，参加国每年开会，中国积极参与并付出不懈努力，促成发表多次宣言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方案。但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很难短期见效，何况环境污染类型复杂，远非温室气体所能概括，而且国际不同利益集团常有抵牾，贯彻环发方案步履维艰。但后工业化时代的主流思潮已经不可阻挡。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较此前的社会发生了实质性差异，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颠覆性变化，是为人类发展史的飞跃性质变。

 

　　其一，人生活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之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人类从把自然为奴仆、征服世界的狂想中醒悟过来，获得更多的理性和智慧之光的照耀，自觉恪守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社会的幸福指数有了空前增长的余地。

 

　　其二，世界不同的物质和精神集团，无一例外的属于某一生态系统。各个系统和它所隶属的子系统之间，互相依赖多于互相对抗，凝聚力大于离散力。因此社会科学认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同发展，是人类社会之常规。

 

　　其三，与此同时，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提出的“深层生态学”⑧，阐明了时间上跨世代，空间上跨区域的生态关联世界观，或称全球观，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稳步协调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光明前景。

 

　　其四，综合以上所说得出最重要的结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冷战初期那种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全世界忙于战备的紧张心情明显松弛下来。尽管冷战思维长达40年，局部冲突从未停止，但全球巨型军事对决并未发生，他们的武装力量，不管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都已从战场厮杀移位于保卫和平。新时代给人以启迪，共赢与零和相比，成本最低，红利最大，只有政治经济的协商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正道。

 

　　尽管大势所趋已无可怀疑，但人类毕竟承受着沉重而复杂的历史遗产。其中包含了民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国际的复杂纠葛，这非短期内得以痊愈的痼疾，冷战思维余绪犹在。我们对后工业化的宝贵机遇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促使后工业化的社会格局得以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