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7个碳交易试点地区并非全部采取“事后调整”模式
事实上，在中国的7个试点地区，并非全部采取“事后调整”模式，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性，各有不同。比如多数地区的电力行业是“事后调整”，部分制造业则有绝对的“总量上限”。
两种模式下的碳市场运行路径有很大差异。朱俊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可以依据最终产量来多拿配额，就类似于补贴政策，企业的减排成本就会降低，但最终会使效率受损。
他们的研究发现，有绝对总量上限的模式可以激励创新，而“事后调整”模式则对创新缺乏影响。
朱俊明指出，两种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利弊。“事后调整”模式是希望在推行政策的同时减少企业的负担，让其逐渐适应。另一种模式则希望用一个政策解决一个问题，先用总量控制来解决碳排放问题，再用其他经济政策解决企业发展的困境。这背后，是两种政策设计理念的碰撞。
薛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中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中国各地的经济情形和发展阶段都差异巨大。
“因此，中央在制定很多政策时，必须要给地方留足空间，但如果政策表述上太过原则，执行起来就很困难。”他说，“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是一个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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