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的中国模式的得与失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指出，碳价要到2020年以后才会达到每吨200元~300元人民币，在此之前，企业无法感到真正压力。2018年，中国碳市场试点区域交易均价最高的是北京，碳价约为58元/吨，而重庆仅为4.36元/吨。

 

据美国环境保护署估算，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为每吨41美元，即272元人民币，目前全球几乎所有碳排放交易系统的碳价都低于这一价格。碳价过低的主要原因是配额的过剩分配。

 

以欧盟为例，各成员国为了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在申报碳减排量时往往有所夸大，造成配额总量上限过高。测算发现，2005年各国核实的排放总量是2亿吨，比分配给各国总排放上限低3％还多，也因此使2007年欧盟的碳价一度下降到0。

 

因此，从2008年起，欧盟的改革路径一直沿着缩减配额的方向进行。一方面是缩减排放配额总量和免费配额的数量，另一方面，推动碳排放市场建设，加大配额拍卖比重。

 

在欧盟碳市场改革的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2年），欧盟委员会将各成员国上报的排放总量上限下调了10.4％。在第三阶段（2013年至2020年）开始收权，不允许各成员国自定配额，对配额进行“自上而下”的统一分配。同时，用于拍卖的碳排放权份额，也从第一、二阶段的最多10％，提升到最少30％，计划2020年达到70％。

 

2018年，欧盟正式通过了第四阶段（2021年至2030年）的改革方案，将配额总量削减比例从1.74％进一步增至2.20％。

 

中国虽然吸取了欧盟的教训，通过政府出售、回购配额等手段对碳价进行平抑和保护，但总体而言，试点地区仍以免费配额为主，碳交易的非市场化问题严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表示，只有把碳减排的价格传递到消费者终端，不同碳排放产品市场销售差价大，才能形成比较好的激励机制。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碳市场管理部主任张昕表示，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特别成熟的市场，需要从制度设计上丰富交易主体，让更多行业、企业来参与。

 

能否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张昕认为，按照目前中国全国碳市场的“三步走”战略，从准备期进入第二阶段后，政府要作为市场的监督者和指导者，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也要把碳排放权作为资产来管理，运用市场化手段建立企业碳资产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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