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几点认识与建议

 

尽管不同国家受国情、发展阶段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对气候安全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但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政治共识的逐渐增加以及各种极端和重大风险事件的频繁爆发，各国对“影响可控、风险可化、威胁可受”的气候安全基本含义的理解逐渐清晰，对 “长期性、系统性、累积性以及交互性等”气候安全基本特征的认识不断

 

提高。

 

（一） 从科学角度看，气候安全问题的科学内涵逐渐清晰

 

一是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生态安全。IPCC 报告表明，在 1880 年至

2012 年期间，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 0.85℃，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剧，水资源分布失衡，生态系统受到威胁。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极端气候事件，显著提高了所有大陆和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脆弱性和风险。当地表温度较工业化前上升超过 2.5℃时，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响，超过 4℃时，则可能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的损害。

二是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经济安全。气候变化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并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地区。干旱和洪水造成农作物损失，对农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城市也面临气候风险，获得食物、清洁饮水、就业、健康等基本需求受到威胁。据不完全估算，如果气温升高 2.5°C，全球每年经济损失介于全球 GDP 总和的 0.2%～2%。像经济严重依赖于农业等初级部门以及旅游业的热带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来说是最大的。《斯特恩报告》也指出， 应对气候变化要尽快采取无悔行动，“有作为”的成本将只占全球年均 GDP 的 1%～2% 左右，而“不作为”的代价将会是全球年均 GDP 的 5%～20%。

三是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军事冲突。气候变化加剧了许多国家目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初步分析表明，20 世纪下半叶，气候变化

 

对全球粮食生产可能造成了“百年一遇”的冲击，洪水、干旱导致许多国家食品价格上涨、人员流离失所和人口大规模迁移；围绕粮食、水、耕地和边界争端以及跨境水资源争抢等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对于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冲突风险最高的非洲国家而言，气候变化阻碍了政府提高人均收入的努力，导致其陷入贫困、冲突与战争的恶性循环。

四是气候变化加剧地缘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国围绕获取北极资源的竞争导致地缘政治问题升级。海平面上升对小岛屿国家和海岸线广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领土完整造成了安全威胁，削弱了部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端天气事件也导致一些国家产生气候移民，例如巴基斯坦的达卡、印尼的雅加达、印度的孟买等低洼地区洪水泛滥，引发空前大规模移民和难民。到

2100 年海平面将上升 0.5 米，全球将失去 87.7 万平方公里土地，导

致 7200 万移民，其中大部分在亚洲。

 

（二）从政治角度看，气候安全问题政治共识正在形成

 

一是气候变化是发展问题还是安全问题。在安理会第一次公开辩论中，英国明确提出气候变化是安全问题，关系到各国在日益脆弱和相互依存世界中的集体安全，建议安理会应做出必要贡献，此举得到发达国家与小岛国的支持。中国、印度等国则表示，气候变化主要是发展问题，尽管它产生的安全影响不容忽视。在第二次辩论中，比利时等国强调气候变化日益成为武装冲突的重要根源，呼吁安理会采取

 

行动，而印度等国则强调，气候变化根本上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是非洲冲突与气候变化的关联问题。在第一次辩论中，加纳、

刚果等国提请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影响。第二次辩论中， 加纳、肯尼亚等提出非洲遭受的气候变化威胁日益严峻，影响到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甚至表示，苏丹干旱和急剧荒漠化是导致达尔富尔冲突的重要因素，安理会应承担应对新安全威胁的责任。苏丹对此表示认同，并提出，国际社会如果将每年的维和行动支出，用来解决该地区荒漠化和旱灾问题，恐怕冲突早就被制止了。

三是海平面上升与小岛国的生存权问题。在第一次辩论中，马尔代夫、帕劳、毛里求斯、图瓦卢等小岛屿国家表示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基础，如果海平面上升 2 米，马尔代夫将被淹没，小岛国要求安理会就此做出回应。第二次辩论中，小岛屿国家重申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此举也得到了发达国家的支持。

四是安理会是否是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合适场所。在第一次辩论中，埃及、印度等提出，安理会不是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合适机构， 应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及《气候公约》处理。第二次辩论中，不结盟运动、77 国集团、中国等反对安理会干预气候变化问题，而帕劳、斐济等小岛屿国家提出，气候变化威胁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存亡，完全属于安理会的传统授权范围。

五是气候安全的关键问题与国际应对。欧盟提出,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将加剧，且海平面上升威胁生态脆弱国家

 

的政治稳定和生存基础。意大利提出不仅要关注海平面上升给小岛屿国家带来的生存威胁，同时也应关注新机遇问题，如新近出现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储备和穿越北极的交通路线问题。玻利维亚提出，发达国家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还不到其防御和安全支出的 1%，建议各国应将其防御和安全支出削减 10%或 20%，并将省下的经费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哥斯达黎加提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做出明确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承诺，之后再扩大至排放量和经济能力均达相当程度的其他成员国。

 

（三）从治理角度看，气候安全问题的治理难度不断加剧

 

一是气候变化产生非传统安全问题。气候变化对世界发展构成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遭受高潮危害；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威胁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城市遭受酷暑和洪水影响， 导致居民死亡和疾病概率上升；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短缺，引发粮食产量下降，粮食安全问题恶化；严重的风暴、干旱和洪水加剧社会不稳定，削弱政府治理能力和应对气候灾难事件的能力。

二是气候变化加剧传统安全问题冲突。气候变化本身也许并不会引发战争，但它可以成为局部战争的“加速剂”和“放大器”。当前世界几个主要的局部战争冲突几乎都与气候变化问题相关：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战争，持续干旱加剧了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叙利亚内战， 干旱导致当地农作物和家畜大批死亡，引发 150 多万人迁移，助推了内战爆发；尼日利亚伊斯兰袭击事件中，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分子利

 

用了自然资源短缺引发的社会问题，从而发动反政府活动；索马里内战中，极端暴力冲突也与气候干旱和极端高温有关。

三是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加剧气候安全管控难度。气候变化造成的 损失有持续性、渐进性的特点，同时也有非线性特征，气候系统许多 因素都可能发生突然或不可逆转的变化，导致气候风险迅速增加，也 使得气候安全难以管控。目前，全球气候风险正向复杂化、系统性演 变，可能引发整个地球系统的风险。气候安全问题与经济、社会、政 治等因素紧密关联，气候风险的长尾效应迫切需要世界各国采取行动， 以有效管控气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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