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可利用碳税推进新一轮环境税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配套改革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改革《决定》的顶层规划和中央综合改革领导层的部署拉开帷幕。环境税制改革是税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应对环境危机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大局。环境税制改革的直接导向是以“税制绿化”调节经济生活，激励经济活动主体的减排、治污、低碳化发展。具体改革内容既包括排污费的“费改税”，也包括使已有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更好发挥绿色发展促进作用。另外，在加快立法阶段，也很有必要研讨未来我国可否开征类似于“碳税”这样的环境税。

 

　　 从应对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危机挑战的迫切需要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长期战略目标来看，我国的税制绿化和在未来开征“碳税”式环境税，从根本上说，是中国自身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本质上说，为了中国更好地以“后发优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和平崛起”中的现代化，客观上需要碳税这一选项（具体名称表述可以另议）。对其利弊权衡和推出时机的选择，需要有明智的全局观念和动态把握。

 

　　 国外实践已证明有效性

 

　　 欧盟一些国家征收碳税的效果表明，碳税是一个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可以较好地起到减少污染物排放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开征碳税国家的生物燃料使用范围大幅扩展，化石燃料的使用则明显减少，这使得这些国家的能源供给结构发生了显著优化，碳税开征带来了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低。

 

　　 欧盟一些国家在引入碳税时，大都遵循了宏观税收强度中性原则，即在开征碳税的同时，降低其他税种（社会保障税和企业、个人的所得税）的税负，从而保持宏观税负水平不变。这实质是通过税收结构的优化达到了“双重红利”的效果：一方面，增强了税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效应，更加“绿色化”；另一方面，减少了其他税收负担，降低了征税的福利成本，这种双重红利的效果，会大大减少改革阻力，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方面的经验我国可以适当借鉴。

 

　　 应该看到，各国在开征碳税时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不同的，也有各自的政策目的。例如，1991年瑞典开征碳税时已经初步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德国实施生态税改革则是希望通过引入生态税，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解决社会保障成本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基于国情优化税制的结果是，开征新税并没有对GDP增长产生明显负面作用，从长期来看恰是更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