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净排放”首次纳入NDC，意味着什么？有哪些考量？

我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首次提出“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这是“净排放”概念第一次在国家级气候目标中出现。

 

这个“净”字的提出，看似语义变化，实则关系到未来几十年中国气候行动的方向与举措，意味着我国正在从单一“控排放”走向系统性“控净排放”，从抓重点领域控排走向增汇与负排放的统筹治理。

 

就此，中环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请他解读“净排放”的科学内涵、政策逻辑与未来布局。

 

“净排放”不是文字修饰，而是治理逻辑的转折点

 

中国环境报：新一轮NDC目标中，“净排放”被放在核心位置。这个“净”究竟意味着什么？

 

柴麒敏：“净排放”的“净”，其实是气候变化科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就是碳排放大幅增加、碳吸收遭到破坏后的碳循环失衡。这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排放量”，而是综合考虑排放源和吸收汇后的结果。简单来说，净排放 = 排放总量 − 吸收总量。净排放为零，即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干扰降到最低，是人和自然和谐的状态，我们也将其称之为“碳中和”。

 

以往我们谈的“碳排放”，多指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环节的排放源。而“净排放”则要求在核算时，把森林、海洋、草地等碳汇吸收量，以及工程性碳移除（BECCS、DAC等）都纳入进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称的碳吸收或碳移除都只针对二氧化碳，而排放则是全温室气体的。

 

这是一个观念层面的转折点。过去的治理逻辑是“压减排放”；而未来，我们不仅要“减排”，还要“增汇”“移除”。这背后是一种更全面的碳平衡思维，意味着国家气候行动从单边“源控制”走向“源汇协同”。

 

中国环境报：为什么此时提出“净排放”，而不是继续沿用“排放总量”？

 

柴麒敏：这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趋势密切相关。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展科学评估和《巴黎协定》全面实施以来，都以“净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作为全球的长期目标导向，因此很多国家在中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中都将采取该表述。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体系也按照“净排放”口径来统计——各国提交的双年度透明度报告（BTR）中，都会以排放源减去吸收汇的结果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总量指标。

 

中国这次提出“净排放”，既是对标国际规则的体现，也标志着国内治理体系升级。

 

从科学角度讲，这个“净”更符合气候系统真实变化的机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本质上取决于排放与吸收的差额，而不是单边排放值。所以，“净排放”这个表述不是文字修饰，而是治理逻辑的升级，意味着我们在看待气候目标时，更加注重系统性、综合性和可持续性。

 

生态系统碳汇是“底板”，工程碳移除是“兜底”

 

中国环境报：既然“净排放”包含吸收汇，那我国目前有哪些主要碳汇来源？

 

柴麒敏：主要碳汇来源分两类：生态系统碳汇和工程碳移除。

 

生态系统碳汇以森林、湿地、草原、海洋为主。目前我国每年碳汇量大约在十几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过去十年，中国新增造林面积占全球的1/4，是世界上碳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这部分碳汇未来会逐步趋于饱和。森林进入成熟期后，单位面积吸碳能力会下降，这是自然规律。因此，生态碳汇可以稳定但难以无限扩展。

 

这就需要工程碳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来“兜底”。主要包括：BECCS（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通过生物质吸碳，再捕集排放，实现“负排放”；DAC（直接空气捕集）：从空气中直接吸收二氧化碳；通过地质利用、化工利用、生物利用和地质封存实现碳的移除。

 

这些技术虽然目前成本高、规模小，但具有战略意义。2035年前，中国的工程碳移除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虽然占比不高，却为长期碳中和目标提供“技术保险”。

 

中国环境报：生态系统碳汇潜力有限，工程碳移除是不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柴麒敏：单靠减排技术部署和受土地面积限制的生态系统碳汇，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碳中和。一些行业减排成本较高、技术不可行，比如石化化工、水泥、钢铁行业中难以替代的非能源利用工艺排放；电力行业中高压开关中使用的SF₆绝缘气体；航运；航运航空及远程货物交通排放等。这些“残余排放”必须通过负排放技术抵消。

 

所以工程碳移除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国家气候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未来中国应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基础设施”，包括地质封存、管网建设、集输系统等，都是未来几十年必须做的系统工程。

 

中国环境报：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工程碳移除方面差距大吗？

 

柴麒敏：整体处于追赶并部分并跑阶段。美国、欧洲等国家起步早，政策激励体系完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就明确对每吨封存的二氧化碳给予85美元以上补贴；欧盟建立了碳移除认证框架（CRCF），鼓励市场交易。中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激励政策，但已经在布局。一些央企在油气田、化工基地建设CCS/CCUS示范项目，部分民营企业也通过创新材料、碳矿化利用等方式探索商业化路径。

 

未来，可考虑将工程碳移除纳入自愿减排交易机制（CCER），或者像早期可再生能源那样，采用财政补贴、差异化调度等政策支持，从而形成完整的市场化路径。

 

从“排放管理”到“碳平衡治理”

 

中国环境报：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净排放”带来怎样的变化？

 

柴麒敏：“净排放”目标提出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气候行动正进入“综合碳管理”阶段。过去我们讲“控排放”，重点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而“控净排放”，要求同时关注碳汇、技术移除和系统平衡。

 

这是一种从单点控制到全系统治理的跃迁。未来，气候治理的重点不只是“少排多少”，而是“净增多少”“负排放多少”。这将推动形成一个新的技术体系、政策体系乃至产业体系。“净排放”将成为未来几十年气候治理的关键词，也意味着中国正从气候行动的“参与者”走向“规则共建者”。

 

中国环境报：净排放下降7%—10%的目标听起来不大，实现难度如何？

 

柴麒敏：这其实是一个科学评估后的平衡值。减排路径往往呈“前缓—中快—后平”三阶段：前期（2025年前）能源和产业发展有惯性，一般都会有平台期，这个阶段以制度建设、基础设施改造为主，减排速度慢；中期（2035年—2050年）新技术规模化落地，减排加速；后期（2050年后）边际减排成本显著上升，难减排的领域推进也会慢下来。这是客观规律，特别是对大的经济体而言。

 

7%—10%的目标既具可行性，又保持了战略弹性。这一目标为我们预留了空间，也避免了盲目“冒进减排”。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前期投入大量研发和工程布局，否则会造成后期的“锁定效应”和“搁置资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