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气候中立”，欧盟最严气候政策的“囚徒”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存利益的博弈问题。既要考虑到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取舍，也要考虑到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公平问题。

 

作为最早发起工业革命而享受高额碳排放带来的国民财富的国家，以及现在通过高额碳排放来维持优越生活水平的国家来说，自然应该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计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制定更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更早实现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

 

而作为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或者还在为解决国民的生活保障问题而努力的贫困国家，应该仍然拥有更高的碳排放的指标，来谋求生存和发展。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格雷塔隔空发问：“生活在非洲和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想要生活在与瑞典同等财富水平之中，那应该怎么做呢？”

 

这其实隐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今天，正是发达国家将落后产能或者高污染产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的巨大的能源消耗的原因之一；第二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大规模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很难避免不走发达国家的高能耗高浪费的生活模式。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确实应该起到表率作用，采用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也应该主动利用后发优势，积极采用先进的能源技术，提高能源燃烧和使用效率，大幅降低碳排放，同时也尽可能不要再走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当然，改变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发达地区的“环保要求”不可能一刀切地应用到贫困地区。

 

这一次欧盟提出的“碳边界调整机制”和碳边境税的提议，正是这一矛盾下的产物。欧盟希望通过增加关税的方式迫使那些想要占领欧洲市场的公司采取更积极的低碳措施来降低排放，从而打破全球各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僵局。

 

但这一举措仍然面临着法律、技术和公平上面的挑战。首先，欧盟这一提议首先需要在明年各成员国中展开讨论，由各国通过才能生效。而各国可能要认真评估征收这一碳边境税对于本国产品竞争力的冲击。无疑这一税收会增加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其次，如何找到科学的方法评估和验证不同国家产品的碳足迹，这可能会引起非欧盟国家的一系列质疑。再次是公平问题，向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征收碳边境税，又可能是对这些国家的再一次“经济帝国主义”的财富掠夺。

 

如果欧盟的这一项提议，最终没有全球其他经济体和国家的响应，那最后很可能再次陷入满盘皆输的“囚徒困境”。

 

在这一复杂的博弈面前，欧盟要如何合理设计税收、制定碳排放标准，通过制定不同政策来减少某些国家的税收，或者将这些收入再次通过技术投资等方式帮助贫困国家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建立低碳循环经济。

 

到2023年实行，时间会一晃而过，欧盟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到2030年，如果全球的气温的增幅无法控制在1.5℃以内，地球将迎来更大的毁灭性气候。而距离今天也仅仅只有十年时间。

 

如果我们做不到“在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冷漠，那么现在是时候也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