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同时,它的编制过程也被鄢一龙这样的学者视为研究中国公共决策变化的窗口。鄢一龙告诉北青报记者,早在党的八大时,就试图先通过党的八大出建议,再通过政府出纲要,但被随后的大跃进打断了,此后“一言堂”取代了“集体决策”。
在《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演变》一文中,鄢一龙等指出,从“七五”计划开始,恢复“二五”由党提出五年计划《建议》的做法,进一步明确了提出五年计划《建议》是党的一项职能,“七五”计划《建议》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这是一种临时性召集的会议,“八五”以后,由中共中央全会通过,到“九五”以后,进一步固定为由各届中共中央五中全会通过。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到“九五”以后五年计划(“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变成了“五年规划”)编制程序已经规范化。由国家计委( 发改委) 编制五年计划( 规划) 《纲要》,中共中央起草小组编制党的《建议》,由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党中央的《建议》,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五年计划( 规划) 《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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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保证《建议》与《纲要》的一致性,一般在《建议》的编制小组中会吸收来自国家发改委的同志。《纲要》必须依据《建议》编制。
他认为,此次“十三五”规划编制相比以往有一些变化,“其中一个是强化了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亲自就若干重大问题做调研,开片会,跟各省区主要领导人去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建议主要是总理在作报告,这次是总书记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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