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内外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

 

在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方面，德国和美国的做法相似。对于立法前的历史遗留的生态破坏问题，由政府负责治理。美国以基金的方式筹集资金，德国是由中央政府（75%）和地方政府(25%)共同出资并成立专门的矿山复垦公司负责生态恢复工作；对于立法后的生态破坏问题，则由开发者负责治理和恢复。

 

森林生态系统的补偿，主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碳蓄积与储存、景观娱乐文化价值实现等途径进行。欧洲排放交易计划（EU-ETS）与京都清洁发展机制是目前两个最大的、最为人们所了解的碳限额交易计划，2005年分别完成了3.62亿吨和4亿吨的二氧化碳交易。根据碳交易公司的统计，这个数字比2004年增长了7亿吨，总价值达到了94亿美元（碳交易咨询公司，2006年）。

 

景观与娱乐文化服务，经常与生物多样性服务相重叠。从本质上说，旅游者购买的商品是欣赏景观的权利，而不是生物多样性，一般都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来决定付给土地管理者的费用。而且对国家公园来说，是要求当地社区减少在公园内的活动，使他们可以获得一部分的公园收入，作为对此的补偿。根据调查，最经常用来体现这些服务价值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是参观权/进入补偿，如参观费（50%）、旅游服务费（25%）和管理项目（25%）（兰黛尔-米尔斯等，2002年研究报告）。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补偿，类型包括：购买具有较高生态价值的栖息地（私人土地购买，公共土地购买）；使用物种或栖息地的补偿（生物考察权，调查许可，对野生物种进行狩猎、垂钓或集中的许可，生态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补偿（保护地役权，保护土地契约，保护区特许租地经营权，公共保护区的社团特许权，私人农场、森林、牧场栖息地或物种保护的管理合同）；限额交易规定下可交易的权利（可交易的湿地平衡资金信用额度，可交易的开发权，可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信用额度）；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易（企业内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管理的交易份额，生物多样性友好产品）（斯基尔等，2004年的研究报告）。总体而言，国外生物多样性等自然保护的生态补偿基本上是通过政府和基金会的渠道进行的，有时则与农业、流域和森林等的补偿相结合。

 

国际上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均具有借鉴意义。国外的生态服务付费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且执法严格；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和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初步建立了生态服务付费的政策与制度框架，形成了直接的一对一交易、公共补偿、限额交易市场、慈善补偿和产品生态认证等较为完整的生态补偿框架体系；积极鼓励群众参与，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等等。同时，在流域管理、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碳蓄积与储存等生态补偿方面，许多经验都可资借鉴，并有助于将中国的生态保护与建设事业融入到国际背景之中，以尽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生态系统服务的付费问题也还仍然处在探索阶段。特别是在由于国际和国内在文化、历史、社会、经济以及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正如美国森林趋势组织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都承认开发成功的PES计划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没有一套单独的政策工具与目标能够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确定性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于我国特点的生态补偿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