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复出：中国碳市场的2022悬念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似乎万事俱备。但还有一些挑战比五年前更艰巨。

 

首先，是CCER的重头项目——可再生能源的处境已大不相同。现行CCER方法学包括减排额外性论证的要求，也就是需要确认项目的基准情景难以商业化或获得足够的投资收益，因而需要通过销售CCER帮助其具备商业可行性。但是，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从补贴时代进入平价上网时代，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行业自身已经能够保证其收益率。项目减排的额外性因此具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常规可再生能源项目不再是板上钉钉的CCER来源，大量拟建可再生能源项目能够供给的CCER体量，由此也变得不确定起来。在未来项目类型限定在林业、可再生能源和甲烷利用三类的情况下，后续碳排放权市场容量进一步扩大后，是否会出现CCER的短缺，造成新的供需失衡？

 

好在，今年2月上海市调低了外购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默认值；3月，生态环境部调低了全国电网排放因子数值。这种下调体现了能源体系碳排放总体下降的趋势。未来如果能形成对此类排放因子进行动态修正的机制，那么对CCER的需求也将维持合理的水平，对于供需失衡的隐忧，可得到缓解。

 

其次是碳排放数据的质量。2021年内蒙古生态环境厅点名通报了一例碳排放数据的典型问题案例。2022年初，生态环境部又点名通报了四例。对于主要执行碳排放盘查、编制碳排放核查报告的第三方服务市场来说，这样的点名通报力度是比较罕见的。部分企业为了巩固业务，不惜为客户编造出有利的数据。这种现象与碳排放核算咨询服务的严酷价格竞争相互伴生。生态环境部为此专门发文要求清查，并直接开展了针对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报告质量核查监督和帮扶专项行动，各工作组在位于10个重点城市的264家控排电力企业开展现场工作十天以上。由中央部委一杆子直插企业，数据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的两个重点之一就是健全数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碳排放报告的质量监督帮扶，将持续开展下去。全面查验过往两年数据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虽然目前直接暴露的数据质量问题，主要存在于排放核算，但发改委2017年所称的“个别项目不够规范”问题，其造假机理同样与此相关。数据体系的整肃，对未来CCER的项目质量管理同样具有正面意义。

 

除了以上两点，打通绿色电力和碳排放的价格机制，让两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成本体系，是不少能源企业的强烈呼声。电和碳两种原本紧密相关的市场要素，实践中却构成二重价格机制，在不同的市场上交易，并且价格彼此割裂。在有些行业的碳减排核算指南中，并不从企业外购电力数量中减除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电力。于是控排企业如果购买绿色电力，就相当于支付了额外成本，这必然非常阻碍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社会和经济体要为两个市场的分割运转进行制度安排，也是一笔高昂的成本。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CCER的靴子就快要落地了。在此前近11个月的等待中，对于未来CCER项目池的边界、形状，政策层一方面表现出充分的谨慎，一方面也形成了明确的引导。市场积极回应和捕捉着政策信号，围绕CCER的投融资活动已经在跃跃欲试甚至积极抢滩。虽然CCER签发的重启至今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其规则和价格已经被相关部门和市场玩家们勾勒出了基本轮廓。

 

时至今日，曾经淤积的CCER供给已经得到了显著消化，碳排放配额的发放已经积累了一个履约周期的经验，关于数据质量问题的雷霆之威已经宣示。CCER在全国统一碳市场时代即将面临新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它的归来都呼之欲出。

 

人们心照不宣、做好了准备，只待靴子落地的那一刻。

 

徐楠

 

徐楠，零碳经济和绿色金融资深顾问，合作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自然基金会、能源基金会等，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普惠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特聘高级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