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经济实现路径

        在本轮能源转型进程中，业内一直存在这样一种疑惑——转型的经济驱动因素何在？是否真正存在一条低成本的转型路径？

     回溯人类历史上的几轮能源利用方式变革，“新”“旧”能源的交替迭代，无不源于能源利用形式在安全稳定性的增强，以及效率提升转化而成的经济性优势，与之配套的能源体系构建也是由市场自发形成并加以优化。

        在本轮席卷世界的能源转型浪潮中，几乎所有参与国都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补贴政策推动转型的进程。在由短期“效率思维”向长期“能源安全”思维转变的过程中，经济性的原动力不足使得能源转型的艰巨性与客观迫切性形成了强烈反差。

        在2020年9月22日联合国成立75周年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主席首次将碳中和的技术性概念引入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在后续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大会、巴黎和平会议，以及金砖国家首脑会议上，习主席反复多次重申这一目标，并以感性的字眼——“我们说到做到！”生动诠释了我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持的战略决心，体现出了我国为全人类共同事业勇于担当的精神和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态度。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部门，电力在“绿色复苏”和“碳中和经济”中承担的角色和作用，将成为我国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落脚点；同样对于长期依托于高碳能源实现规模化发展的电力部门而言，其未来低碳发展的成绩，对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锁定以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实现低碳、零碳化的转型方向，无疑是电力部门对碳中和目标确认的必选路径，但实践的方式却远不止在能源种类在利用份额上的此消彼长。

        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电力市场化改革，在跟随和赶超欧美国家先进经验与前进步伐的过程中，我国一直都在试图探寻更符合国情的运筹之道。一方面，通过电价、税收、补贴等手段实现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对现有体制机制的改革，不仅将目标锚定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同时也为消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

        不难看出，“看不见的手”在调和绿色、安全与经济的矛盾替代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对于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拥有完整、成熟电力市场的欧美国家而言，由于其市场设计的起点仍未能脱胎于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迄今为止也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近期发生在美国加州的“轮停”事件，以及英、德两国因新能源波动性引发的“负电价”与“电价飙升”并存的现象，不断提示着市场设计者在面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挑战时，相关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性与系统可靠性之间的排他性风险。

        对于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的我国而言，以电力市场为依托的低碳转型，不仅需要兼顾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还要面对结构优化调整的迫切需求，在灵活性资源匮乏、计划与市场“双轨制”运行的“多约束”与“多目标”共存的情境下，电力市场化改革被赋予的意义和内涵则更为深厚。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别于他国，我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还要面对经济指标和供应安全两大“刚性”约束，这也或多或少地暗示我国的转型之路必然更为艰难。

      在近期召开的大大小小的转型论坛中，无论是着手能源规划的主管单位给出面向未来的判断，还是学界专家、科技领军企业代表的政策谏言，无不透露出对能源技术进步和数字化应用在电力领域逐步渗透后，迸发出新发展机遇的期待；通过体制革新和技术赋能实现电力系统在形态和价值上的重构，也使得聚焦于碳中和的时间表逐步清晰。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测算，“2030-2035年电力部门碳排放稳中有降，中期实现碳排放的快速下降，远期电力系统实现零排放甚至是负排放，这需要我们把水电、核电等零碳资源充分利用，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占比逐步提升至65%-80%，同时终端电气化水平达到75%。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需要电源、电网在构成、形态上发生转变，电力系统的转型更为关键。”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夏清认为，“后疫情时代，我国的实体经济没有能力去承受电价的大规模上涨，这也决定了我国需要以低成本的方式来完成转型。在目标和约束条件都已确定的环境中，低成本转型的关键路径选择在于如何‘唤醒沉睡的资源’，这类资源既包括已建成的存量发电、电网资源，同时还包括广泛的用户侧资源——通过价格信号调节供需，让用户能够参与系统互动，配合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构建和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提升资产利用率，通过机制重塑价值，通过市场沉淀价值，最终通过互动创造的红利实现用能价格水平的下降，或许是破解“不可能三角”，以低成本实现能源转型的可选路径之一。”

        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指出，“从碳排放的最高点降到最低点，所用时间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一半不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短短30年，留给我们实施技术组合和减排措施的可行性区间并不大，必须借用体制机制激活创新的能力，通过数字手段赋能，才能实现变革性的调整与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压缩式”的，同样，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也是“跃迁式”的。在电力系统形态的重构与网络化变迁的过程中，已经不单单是涉及成本经济性、供给安全性等单一维度的问题，而是涉及利益分配、社会成本分摊、组织架构重建的多维度复杂性命题。

        在既定的目标和边界条件下，是亦步亦趋地跟随欧美国家的转型步伐，还是中蹚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型之路？由此，又是否会驱使电力系统的价值逻辑发生颠覆性的转变？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或许都能够在不远的未来初现端倪。

        为探寻以最小社会成本实现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本刊特邀请业界、学界以及企业界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现状，结合我国资源禀赋和电力工业发展结构，面向“十四五”、“十五五”重要的能源结构调整“窗口期”，共商大计，共举未来，为早日实现碳中和目标谏言献策。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