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碳预算对中国都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意义

 

　　执行与规模是关键

 

　　既然碳预算关注碳减排整个过程，也试图比现有减排体系拥有更好的结果控制，那么碳预算就必然需要比现有减排体系拥有更为充足的政治意愿、更为完善的设置原则和更为坚定的执行机构，显然《气候变化法案》也做出了相应安排。

 

　　《气候变化法案》明确指出为确保碳预算长期正常运转，政府首脑应对碳预算负有直接政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执行周期碳排放超过了预算那么政府首脑将承担法律责任；气候变化法案还要求碳预算清晰具体，每个执行周期详细而确定，不得因为任何原因而擅自改动；在日常监测和管理上，气候法案还要求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气候变化委员会），政府提供使该机构正常运转的资金和技术；此外在执行上碳预算应尽量避免与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等现有减排体系重合，但在政策措施上却又要尽量利用现有的体系和政策过程，争取把它们有效整合进来。碳预算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切实考虑预算成本有效原则，即在诸多政策组合中尽量选择成本最小化。总的说来碳预算要成功实施必须经历以下几个步骤：评估和计算确立总预算；分解总预算至部门预算；为预算实施确定责任主体；对碳预算实施过程监测和评估；超预算惩罚机制；预算系统的灵活性包括“借”未来预算的制度安排；排放权交易在总预算中的作用。

 

　　碳预算设置过程和执行上的完备性说明了碳预算对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严肃性，但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碳预算规模，预算规模太大不可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规模太小又可能成本巨大而难以实施，因此对碳预算规模评估显得就尤为重要。评估不仅包括全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技术潜力还包括碳预算应该涵盖的范围。预算是对整个英国设置预算还是像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一样只是对某些重点行业；预算能否对6种温室气体都做出要求，国际气候机制目前尚无管制的航空和航运排放量能否包括进来等等；如果国内减排经济代价过于昂贵那预算能否可以通过购买碳信用执行。英国还基于到后京都谈判的成功与否，明确提出了意向性预算和过渡性预算，也同时考虑到了后京都机制在国家减排承诺和排放权交易的可能性，因此碳预算并不鼓励通过购买排放权尤其欧盟之外排放权来实现，更何况排放权购买还意味着碳泄露和环境目标的没有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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