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共同课题：加强气候适应的能力建设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不断升级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构成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大威胁。但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人类已为应对全球快速暖化引发的冲击做好了充分准备。更何况，即便采取了有力的气候行动，也无法阻挡我们已经以及未来将遭遇的所有损失和损害。

 

　　当前，全球气候适应治理面临许多挑战。譬如，如何将全球适应目标可操作化？如何理性地平衡减缓与适应？如何超越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南北分歧与博弈，携手努力将凝聚全球共识的国际议程落到实处？如何整合碎片化的适应干预？如何以包容性方式取代各个利益相关方各自为战？如何激发私营部门投资于适应的动机和意愿？如何增进广大民众的理解和参与？如何增强转型性适应的紧迫感？如何可持续地提供适应融资与技术支持？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全球气候适应治理中急需关注的缺陷和“短板”。

 

　　全球气候适应治理最为棘手的一个挑战莫过于解决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与分配这个关键性“瓶颈”。须知，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国家和人口，当前正处于气候变化与发展方式的十字路口。它们对全球碳排放的贡献最小，却不成比例地受到了气候变化的最大冲击。尤其是位于气候变化第一线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弱势人群备受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持久旱情、水资源稀少及粮食不安全与匮缺的折磨。据统计，从1991年到2020年，非洲大陆每年约发生50起较大的自然灾害，其中洪灾数量增加了5倍。亟须及时落实适应举措的脆弱国家，却最无能力凭自身财力付诸实践。经得起时间和气候考验的大规模适应干预，比如新建抑或重建韧性基础设施，既耗时又费力，还需要投入巨资。这势必会对财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贫困国家造成巨大压力。

 

　　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正在扩展并放大横亘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急需外来财政支持以满足其适应需求。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提出财政补偿诉求，直到2009年第15届缔约方大会时，对全球升温负有更大历史责任的富裕国家才首次承诺，自2020年起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不过遗憾的是，发达国家至今仍未完全兑现承诺。2022年举行的第27届缔约方大会终于敲定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损失与损害的新基金，但将其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搬除气候融资这块“绊脚石”，适应行动将流于空谈，也难以“对症下药”。

 

　　值得注意的是，对气候适应和富于韧性的全球投资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联合国环境署的《2020年适应差距报告》就全球的四大气候与发展基金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适应基金和国际气候倡议过去20年投资于气候变化项目的资金累计共有940亿美元，仅120亿美元用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适应活动。令人担忧的是，全球气候适应融资远远赶不上适应成本的快速增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适应差距报告》揭示，发展中国家需要700亿美元融资满足其适应需求。到2030年，将激增为1400至3000亿美元，2050年进一步飙升为2800至5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规模和结构上的“软肋”与不断升级的气候危机显然完全不成正比。难怪，相关国际组织尤其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构近来频频发出强烈信号：适应的资金流应与减缓持平。世界银行等少数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已作出了确保气候资金的50%用于适应和韧性建设的承诺。

 

　　一言以蔽之，我们正迈入不得不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时代。与其被动等待，毋宁主动采取强有力行动构建具有韧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以降低人类和自然系统对气候影响的脆弱性。为了一个绿色和可持续的未来，各国决策者须不失时机地从全人类和各国利益出发，展示非凡的政治意愿与政治智慧。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作者：胡玉坤（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