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环境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是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在协同治理视角下面临以下挑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协同增效有待增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自诞生之日就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今年10月，在中国昆明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发表的《昆明宣言》，多次出现气候变化影响、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内容，呼吁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等现有多边环境协定，以及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相关国际和多边进程的合作与协调行动。COP15大会期间召开的平行活动生态文明论坛之一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由于“爱知目标”全球实现情况总体不够理想，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仍在加剧。COP15第二阶段会议拟于明年上半年在昆明召开，重点是围绕“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议题进行磋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协同治理如何体现、各国政府如何有效执行是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部门间的统筹机制有待加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职能分散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多个部门。我国成立了22家成员单位组成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以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以统筹相关部门协调发力。在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的思路指引下，发挥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类统筹机构的作用，联动运行，同向发力，并进一步协调相关部门，构建高效顺畅的协作机制，是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重要保障。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高。做好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工作，既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必要措施，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在科学认知、适应能力建设、自然保护地管理、技术标准缺乏等仍存在短板，亟待在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背景下，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技术政策缺乏。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开展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相关的资金、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等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我国积极寻找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抓手和协同治理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协同治理视角下相关技术政策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