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重要吗？
那么，碳排放权重要吗？
重要。
有多重要？
碳排放=发展权！
你说重不重要？
按照经典工业化理论来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
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和中期，会有大量高耗能产业的随同发展。
因此，这一时期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但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深入，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高耗能产业逐渐饱和的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增长将进入低速增长状态。
在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之下，中国在1978年的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43.9%，2014年仍有35.9%。
与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工业化率高出5到10个百分点。
从历史上看，韩国的工业化率在1995年达到41.9%的峰值，美国的工业化率在1955年达到39.1%的峰值，日本的工业化率在1973年达到36.6%的峰值。
2015年，中国粗钢总产量为8.04亿吨，是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钢铁总产量的两倍多。
高能耗产业的规模扩张虽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拉动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也是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应对气候变化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
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它会导致全球气温上升。
在未来，由气温上升引起的各种极端事件将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
例如，5摄氏度的气温上升，热浪天的天数在长江中下游每年将增加100天，南方的洪水和北方的干旱的趋势将变得越来越严重。
更重要的是在粮食方面。
倘若任由温度升高，根据气候模型和生物地球化学模型预测，2050年后粮食产量将继续因干旱而下降，2100年将减少9%。
如果中国没有农业灌溉的支持，气温将上升1.5到3.0摄氏度，粮食平均产量将下降28%。
考虑到更多的因素，情况将比预期的更严重。
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
人类从轻纺工业起步，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时代，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在未来，还会进入一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时期，这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还可以改善生活环境，增加人均收入。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就开始调控国内的经济结构。
特别是2010年以后，第二产业急剧下降，第三产业逐步上升，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下降。
可以说，通过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发展
低碳环保技术，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最佳途径。
这也是为啥中国清楚地知道，西方国家所谓的“环保”话题是一个“阳谋”的情况下，中国还承诺到2030年达到碳高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还与中国当下的能源现状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仅在2019年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煤炭产量不仅超过世界煤炭总产量的47%，而且煤炭方面的消费量在世界的占比更是高达52%。
并且，当年全球煤炭产量最大的50家企业中，中国企业就占据了其中的30席。而煤炭由于自身的热值优势，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这意味着如果想要向绿色低碳转型，将会面临不小的挑战。
但是，虽然挑战巨大，未来煤炭行业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加速转型的方向是明确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其效果也是显著的。
在2019年我国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是57.7%，与2012年相比已经降低了10.8个百分点。
2016年以来，累计退出的煤炭过剩产能就超过了8亿吨，而仅仅是在2017年淘汰停建缓建的煤电产能就高达6500万千瓦。
同时，我国也一直在积极寻找可替代能源。
就比如说在
新能源方面，“十三五”期间，我国
新能源装机容量年均增长约6000万千瓦，到2019年底，我国新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4.14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0.63%。
其中，风力发电2.1亿千瓦，光伏发电2.04亿千瓦，新能源发电6300亿千瓦，共占总发电量的8.6%。
可以说，中国承诺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非完全出于被动。
是因时所需，顺势而为的。
不仅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履行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西方本想给我们挖个坑，却不想是徒做嫁衣，反被中国改写世界格局。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平衡经济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探索中更加容易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参考、借鉴。
具体而言，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协同，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而且能够加强彼此间的基础建设、能源与环境、气候等方面的交流。
在让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了解我国低碳建设的同时，以中国为榜样，参与到未来共同的更大范围内的环保建设当中来。
这比之某些国家似是而非的“环保”要来得更实在妥帖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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