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涉及四个“革命”
新京智库:你认为碳达峰目标对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等化石能源大省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否认为这些省份将面对新的挑战(如果有,是什么)?
杜祥琬:既有挑战,也有新机遇,但机遇大于挑战。在我国的能源大省中,内蒙古是个典型,化石能源很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也非常丰富,但现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非常低(公开资料显示,内蒙古煤电占比高达84%,且在过去数年这一比例从未降低)。如果这些能源大省认清风险,主动转型,逐步调整本省域的能源结构,未来前景也会很不错。中央这次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对这些省份来说,能源结构转型的目标就更明确了。
再比如山西,已经提出了“当好‘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目标。虽然“排头兵”不容易当,但方向很明确。以山西大同为例,该市风能资源丰富,风能不光可以用于发电,发的电还可以用于电解水制氢。比如,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需要氢,如果氢是煤制的,相当于没有替代化石能源。用非化石能源制氢就是绿氢,才能实现全程净零排放。
新京智库:近年来,一些省份的钢铁产能在削减,但也有个别省份的产能在大量新增。你认为这是否将给我国碳达峰形成新的压力,如何应对这类现象?
杜祥琬:就中国的钢铁总量来说,已经饱和,产量大于市场需求仍将是长期现状。如果一个地方为了本地GDP能保持增长,还在上高耗能产业,这是要抑制的,是一种错误的倾向。这样不仅可能造成电力紧张,也会增加碳排放,给当地碳达峰造成新的压力。一定要做好引导。
新京智库: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承诺的背后,其实还是需要相应的制度跟进?
杜祥琬:当然。能源结构转型涉及四个革命问题,除了前面说到的技术革命、消费革命、生产革命,还有体制机制革命。体制机制是保障,为了实现双目标,需要有所改进才行。比如,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我国电力体系需要提高灵活性和智能化水平,管理体系也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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