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大国承诺与中国能源模式的必要转型

 

减排实现控温的成本很高，核心在于能源结构调整。有研究认为技术突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电动汽车、氢能汽车的技术突破。如果实现技术突破，能源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在没有实现这类重大技术突破之前，需要加大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

 

如果从环境角度看增长模式的转换，中国主要从过去几十年的奇迹式增长向常规增长转换。中国在产品领域实现了市场化的配置，但在要素市场依然有很高的管制。所谓奇迹式增长是靠压低要素市场成本支撑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其实在压低或扭曲的要素市场中，还应该包括环境要素。包括加入WTO以后的超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环境要素更便宜。

 

纠正要素市场的扭曲，需要提高它的价格，必须有合适的财政税收政策。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提出，环境税是中国综合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在碳定价问题上中国做了一些探索，比如碳交易，实行全国性的碳市场，当然主要从电力行业开始。我个人认为，碳税优于碳交易，中国环境执法的问题最重要来自于地方政府有没有积极性，因为环境监管、环境执法主要靠地方政府。如果无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像过去三四十年，环保难以落到实处。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将其行动与收入相结合，最好的办法是收环境税、碳税。

 

通过给碳定价，企业才能意识到碳排放有成本，如果碳价过高，就会更主动地降低碳排放。在当前的工业技术水平下，如果参照2012年的排放水平，电力行业二氧化碳减排15%，要求有效碳价为218.92元/吨，减排85%对应的有效碳价为500元/吨。对比环保先进的国家这个数据并不高，比如瑞典的碳价如今已经是每吨12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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