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着眼于转型升级
大基建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工业化早期,基建设施存在巨大缺口,高强度、大规模的基建计划是应对危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2008年,在全球次贷危机下,“四万亿”的基建投入让我国经济从低谷中复苏,有效对冲了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
但这枚硬币并不总是呈现出“红利”的一面。2008年“四万亿”大基建在提振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通胀、房价高企等副作用。2015年,党中央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提出的去产能、去杠杆和补短板等,都是为了消除前期政策负面影响而采取的纠偏之举。
正因如此,今天的人们对于高投入的基建计划,抱着更加理性的态度。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引发衰退风险、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严峻形势下,启动大基建对拉动经济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如何让大基建有力而恰当地匹配经济发展的特征与需求,显然需要大智慧。
宏观经济政策须多方权衡。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认为,过去,大基建产生的突出的短期经济效益让我们忽视了基建本应发挥的长期效应,大量投资在传统行业,使得产业升级后劲不足,加大了稳定经济的难度,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近年来,我国全力谋求经济转型发展,致力于逐步摆脱对低端产业的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稳投资和稳增长固然是大基建的重要目的,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释放先进生产力,更是当务之急。
新基建正是这样一项着眼转型、兼顾长远的经济拉动政策。新基建聚焦科技创新,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均是面向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技术,契合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有助于培育新产业、创造新需求。从短期看,新基建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定就业、稳定增长;从长远来看,新基建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提高民生水平。
“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此番新基建,正是稳定经济增长和谋求转型升级有效融合。新基建的‘新’,最大的特点便是突出了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转型升级。当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是全球共识,产业变革步伐加快,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大潮中,谁掌握了核心技术和供应链的核心环节,谁就能在这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胡迟说。
能源是工业的血液,经济结构调整与能源转型升级息息相关。经济新常态下,能源电力自我革命中的阵痛不断扩散到行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传统产能过剩、可再生能源发展瓶颈、能源系统整体运行低效等难题亟待解决。新基建为加快电力行业发展、推动转型升级、培育增长动能提供了重要机遇。新基建强调“重创新”、“补短板”,能源电力与新基建所支持的高精尖技术加速融合之下,将呈现出全新的产业生态。依靠新基建,电力行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产业水平与产业结构将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为摆脱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奠定基础。
伴随着国民经济从粗放走向集约,能源产业的发力点从过去的增加供应转向
节能减排和高效利用,能源生产消费进入新常态。新基建所代表的经济转型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新的技术可创造新的需求,需求升级可带来新的增长动能,使得经济增长不再过度依赖能源数量的增长。可以说,经济结构越优化,越有助于促进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能源消费增长缓慢,但对能源供应质量、用能服务和用能体验有更高的要求,从而倒逼能源电力的转型与管理变革。”胡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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