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的争论与治理

 

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对于气候变化的争论主要涉及气候变化的现象、成因、影响和预测。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各国就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一方面，全球许多国家和组织一直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例如，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议题的积极领导者。今年7月16日，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当选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为推动欧盟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立，她提出“绿色协议”并誓言“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作为其工作的首要大事”。[5]

 

 

 

目前有关气候政策的争论已经成为澳联邦选举的中心议题。澳洲联储副主席德贝尔指出：“需要把气候变化看作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周期，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越来越有必要。”另外，还有一些环保组织也一直在积极促进人类关注气候变化。

 

 

 

特别是今年10月以来，环保组织“反抗灭绝”在全球60多个城市发起了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尽管该组织的抗议行动过于激进并不可取，但是他们的诉求与其他环保组织相似，本质是希望引发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

 

 

 

然而另一方面，不乏有学者、科学家出于对自然科学的认知不同，仍然否认气候变化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有关。例如否认气候变化的“首席专家”Wei-Hock Soon，坚持声称全球变暖是由于太阳能量转换造成的；否认气候变化组织CLINTEL的创始人Guus Berkhout教授致力于从事否认气候变化的工作，他在今年10月参加了挪威奥斯陆举办的一个名为“自然变异性与容差”的国际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气候变化是个自然现象，周而复始，不必庸人自扰。”[6]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甚至有少数国家、政客、组织出于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考量，否认存在“气候危机”，拒绝承担应有的环保责任。今年8月，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在法国举行，在26日举行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海洋”会议环节中，与会国家就救助亚马逊大火达成了共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出席当日会议，并重申不会因为“梦想”和“风车”而损害美国利益。众所周知，早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辩称不存在气候危机，宣布美国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在今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了《巴黎协定》。

 

 

 

从经济因素来看，特朗普一贯坚持“美国优先”原则，他认为《巴黎协定》让美国背负了“不公平的经济负担”，退出能够更好地发展美国经济，扩大就业机会。当然，这背后不乏政治因素，例如承认气候变化会对某些与石化工业等传统产业相关的利益集团造成损害。

 

 

 

无独有偶，尽管巴西暂时并没有效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但是被称为“巴西特朗普”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一直以来，博尔索纳罗允许当地农民以合法的方式砍伐森林用于农业和采矿，并承诺“通过开发亚马逊雨林的经济潜力来振兴巴西经济”。对于此次亚马逊大火，博尔索纳罗甚至指控是环保的非政府组织（NGO）蓄意纵火，目的是使政府难堪。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且愈演愈烈，因为其不仅是一个环保问题，更是一个涉及众多经济利益的经贸问题，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单从环境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已是一个观测事实，世界主流观点相信全球气候正在持续变暖，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而减缓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排，但是无论是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量抑或是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技术，短期内均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以及增加经济的成本。可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许多工业发达国家过去的做法都是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例如，欧盟在一体化之初由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此后欧盟大力推动环境保护，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议题。

 

 

 

当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发展初期也有严重的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可见，如何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一直是国际间的难题。如今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气候问题的考量也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中心。

 

 

 

此外，国家参与气候治理背后不乏有外交政治方面的因素考量。例如，研究气候问题的专家约翰·施密特(John R. Schmidt)就曾指出欧洲渴望成为气候变化议题全球领导者的重要政治战略是希望以此获得国际政治的战略高地，更好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有学者指出日本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事务的政治目的是塑造与之经济地位相符合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形象。

 

 

 

亚非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当前出现的气候危机，发达国家需要承担主要的历史责任。因此，参与气候变化治理议题的主要政治申诉在于发展权和公平权，希望争取公平的发展环境和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环保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