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沼气的核心,是规模化生产并提纯得到高价值商品生物天然气,原料也不再局限于粪便,而是来源于多种农业废弃物、城市垃圾和污泥、工业废水废渣等。“向产业沼气变革的核心是要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取得环境效益的双赢。”程序说。
石元春也指出,欧洲生物天然气已经到了工业化阶段,我国也应该尽快摆脱“农村能源”这样的框架限制。
程序等经过计算认为,如果创建若干个10亿立方米级的生物天然气“气田”(每个气田由数十个分布较集中的沼气工厂组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天然气供应紧缺。“同从国外购买天然气并花费巨资修建管道相比,国产生物天然气具有很大的经济和战略优势”。
产业政策缺失
德国和瑞典是欧洲沼气—生物天然气应用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但两国的技术路线却不同,德国采用沼气直接发电,而瑞典是提纯后并网、车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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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程序认为,沼气直接发电需要引进昂贵的专用设备,且我国尚未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并网困难,因此主张走瑞典路线。
而且,由于政府对沼气发电的优惠政策只有15年,德国也开始转向经济效益更好的提纯路线。实际上,德国和瑞典都有高强度的能源政策支持。德国沼气产业在2000年出台《可再生能源法》后突飞猛进,目前有7000多家大中型沼气厂;瑞典则对沼气工程提供了造价补贴、电价补贴、减免
碳税等诸多激励政策。
石元春建议国家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政策支持的技术路线。
程序则表示,我国当前的沼气技术至少落后欧洲15年,需要国家转变产业政策,引导企业通过赢利增加技术创新的动力。“现在的补贴政策养懒了一批惯于吃补贴的沼气企业,它们日子过得很逍遥,没有技术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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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昌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亦指出,生物燃气产业在起步阶段是一项微利的弱质行业,希望国家给予民营中小科技型企业更多政策扶持。
据悉,很多民营企业从安宁淀粉厂示范项目中看到了商机,跃跃欲试,但碍于国家没有出台明确政策,又大多有观望倾向。
“主要是心里没底不敢投资。这个产业只要国家有政策,很快就能发展起来。”程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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