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碳排放达峰目标短期可衡量？

 

即使是一个排放已经具有长期下降趋势的经济体（比如欧盟），其不同年份由于经济、社会、气候乃至突发因素，仍旧具有明显可见的波动性。比如德国2020年相比1990年减排40%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新冠疫情的“功劳”，而非结构性变化。2020年之后，排放又重新上去了。这符合预期。这种规定单一年份排放的政治性目标，它可测量，具有与政府治理体系兼容的可操作性。因此，尽管忽略了周期性因素，但是它仍然是世界各国承诺目标普遍采用的做法。

 

2020年，中国提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是明确的——40年内不断降低碳排放，最终实现排放总体中和，这是可测量的。

 

但是，2030 年碳达峰目标并不如此。因为它并不是对2030年本身的要求，而是对之后年份的排放动态有要求。“达峰”目标的精确含义是：那个时点之后的排放水平，要低于之前年份的。因此，如果把达峰以充分和必要条件来理解，2030之前的行动只是实现达峰的必要条件，而碳达峰充分条件，是在 2030 年之后的年份来验证是否“已经达峰“。得在 2030 年事后很多年，才能百分之百观察确认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否。

 

因此，衡量“碳达峰”必须考虑多年的变化情况。设定多长的“观察期”成为一个必须提前明确的问题。

 

10年观察期建议

 

排除极端事件影响，中国过去30年碳排放增长率的波动区间大体在0-10%之间。从1990年算起，中国年度能源消费与排放动态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而一个完整经济周期一般在10-12年。

 

2002年前，属于经济起飞的起步阶段，从1990年年均排放增长在4.4%；2002年加入WTO之后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同时煤炭消费比重不降反升，石油价格达到历史高位138美元的时期，年均排放增长9.7%。之后的10年，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回落以及节能减排政策强度加码，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煤炭比重下降明显，年均排放增长3%。

 

未来如何变化？没有人可以精确知道未来，它仍处于随机状态。假设某年（比如最近可再生装机巨量增长的几年），可再生能源增量大于了新增的能源总需求，那么当年化石能源消费下降，排放增长率小于零，也就是下降。这在数学上无疑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它对随后年份的变化鲜有含义，因为现实发展并不是连续单调的。

 

基于过往历史规律与未来的随机性质，10年左右的排放观察期大体可以覆盖完整经济周期，我们在这一前提下讨论衡量碳达峰。

 

如果以2030年为中间点，2031-2035年的排放平均值小于了2030年的水平，那么逻辑上可以认为是达峰了。考虑到2030年单一年份仍具有短期因素影响，那么可以将这一年份进一步向历史追溯，体现其他短期因素的影响，比如2026-2030年的平均排放去比较。这样的十年观察期大体覆盖了一个完整经济周期。如果后五年（2031-2035）的排放平均值不大于前五年（2026-2030），可以认为自然“达峰”了。无论如何设定，可衡量性的规定必须提前给出，以提供政策与法律认定方面的含义。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 a 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