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如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环境风险的爆发促进全球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在著名的美国爱河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及责任法》(CERCLA)，使得持有受污染资产抵押权的贷款人可能成为索赔的追索对象，从而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金融机构的环境责任。此后，金融机构因环境风险事件遭受损失的案例逐渐增多，环境风险管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环境金融和可持续金融的概念被正式确立下来。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控制环境风险，金融行业开始自发形成自律组织、发展绿色金融业务。2003年，全球多家跨国金融机构联合发起“赤道原则”，作为金融机构在为项目融资时识别、评估和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的通用基准和风险管理框架。2006年，“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在联合国支持下发起。在最近十余年中，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进程突飞猛进，绿色金融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并没有全球性统一的绿色金融统计核算标准，学界和监管部门一般采用绿色环保企业的融资规模和占比进行衡量。

 

　　我们使用全球3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上市企业数据，测算了近20年绿色环保类企业的融资规模和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变化情况以及绿色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到，不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占比来看，全球绿色环保企业受到的金融支持都在快速上升。关注生态环境、承担环境责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必修课”。而横向对比各个国家，越是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与绿色金融的发展程度相关性越强。这是因为公共部门提供的环境保护投资可以被全社会分享，是一种公共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环境保护投资的需求也会扩大，经典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问题显现。而针对具体项目和企业的绿色金融服务具有“私人物品”的经济属性，能够弥补公共财政投资的不足。这意味着绿色金融兼具市场属性和政策属性，能够帮助经济体在环境和发展中取得更好的平衡，绿色金融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

 

　　（二）中国的绿色金融实践和理论研究日新月异。与西方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更多受到政策的推动。在法规层面，自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发布以来，相关政策法规不断完善。2016年，七部委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2020年年底，财政部发布《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使用绿色信贷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衡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将银行服务于生态文明战略的情况纳入评价指标；2021年，人民银行先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国家战略方针层面，绿色金融也不断出现在重要国家战略的正式表述中：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发展绿色金融明确列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将绿色金融列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严格落实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战略新格局对中国的考验。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和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下，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不断丰富，市场体系不断健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0.22万亿元，发行符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国际标准的绿色债券313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而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15.1万亿元，同年7月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我国目前已形成包含多种类金融工具、多层次金融市场的绿色金融体系，为节能环保提供了多元化的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渠道，金融部门服务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