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中国有望在2028年之前，甚至更早实现碳达峰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近日公开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宏伟目标的实现意味着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该如何迈好步？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碳达峰无疑是爬坡迈坎的关键期。谈及这一话题，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全国一盘棋、重绘能源版图，是当下中国在顶层设计层面的当务之急。

 

“‘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水平越低，就能为‘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创造更好条件。”邹骥结合自己团队的研究进一步认为，中国现在正以渐弱的排放增长率整体步入准达峰的平台期，“中国将在2028年之前，甚至更早实现碳达峰。”

 

补齐认识短板

 

重绘中国能源版图是当务之急

 

中国城市能源周刊：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纠正近期各地出现的“运动式减碳”之风，您如何解读这一政策指示？

 

邹骥：虽然时下各地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规划还在设计布局过程中，但由于认识不到位，“一刀切”的思维是存在的，很可能出现“运动式减碳”。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反观当前实际，各方仍需要加强学习，补齐认识短板。

 

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跨度为10年和40年，其中包括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30年时间。因此，要避免运动式、一刀切和简单化的节能降碳做法，强有力的指导必不可少，这就对决策者、管理机构和智库提出顶层设计层面的更高要求。要在正视新技术从开发到应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系统谋划、循序渐进，既不冒进又不懈怠，瞄定方向，向碳达峰、碳中和稳步迈进。

 

中国城市能源周刊：在您看来，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在能源领域的顶层设计层面，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当务之急是什么？

 

邹骥：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部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时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那么，具体怎么落地？

 

以风光为例，去年底我国宣布，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既定目标之时，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截至2020年底，全国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分别达到2.81亿千瓦、2.53亿千瓦，二者合计5.34亿千瓦，也就是说要实现上述目标，未来10年风光装机增长要超过6亿千瓦，年均超过6000万千瓦。根据目前态势，有可能超额实现这一装机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不仅要做好时间轴的节奏部署，还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好地理空间的供需配置与协同。以此为指引，改变传统思维，全国一盘棋，重绘中国能源版图应该是当下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有基于空间分布的定量评估，才有可能真正避免运动式的节能降碳。

 

借助绿电跨区协同

 

构建能源经济大循环新格局

 

中国城市能源周刊：在您看来，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对我国能源版图的重新规划提出了怎样的新指引？

 

邹骥：能源基金会近期已启动这方面工作，基本思路是基于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不同地区气候条件、风光资源情况和区位、发展水平的全面评估，重新定义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

 

众所周知，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重要水源地——三江源区就位于青海南部，这意味着我国水能资源分布自西向东传递；而风光资源则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三北”地区，如内蒙古、冀北、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都拥有大量的风光资源。尤其在西北地区，戈壁滩、沙漠等土地空间资源广袤，拥有大规模、经济性开发风光资源的天然禀赋，在这些地区完全有条件通过构建风光水互补集成能源系统，将区位优势和资源转化成具备技术经济性的能源经济优势是可期的。

 

比如青海就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包括龙羊峡水电站在内的黄河上游水电站与风光资源的匹配，满足电网平稳供电要求的同时，对用户而言供电质量也更好，对储能的诉求也会相对降低。金沙江沿岸也具备这一风光水互补的资源禀赋，加之中国已经拥有成熟领先的特高压长途输电技术，东西能源经济大循环的格局即可形成。

 

同时，东部沿海密集用能地区发展海上风电、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也大有可为。

 

基于这一思想重新绘制中国能源版图，未来新能源项目在哪，融资方向在哪，投资回报如何等也就一一勾画出来了。

 

中国城市能源周刊：各地在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行动时，应如何处理节能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优先级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发展、减排与能源安全？

 

邹骥：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耗水平等千差万别。就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城市而言，通过节能和能效提升尽可能降低碳排放是第一位的；第二才是能源结构的优化，或最大限度挖掘本地可再生能源，或直接引入绿电；第三则是利用碳交易、碳汇、CCUS、碳税等各种近远期手段尽可能移除二氧化碳。

 

其中，跨区的绿电协同输送将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设想一下，如果让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到可再生能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北部地区大规模投资绿电项目，然后通过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实现绿电调入，改善自身能源结构，如此全国一盘棋，会出现怎样的新变化？

 

借助能源市场的调节剂，无疑将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东部发达地区通过大量购买绿电反哺西部、北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格局，而西部、北部欠发达地区则利用自身的可再生能源优势满足东部发达地区的节能降碳需要，从而实现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缩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不平衡差距，真正兼顾减排和发展。

 

籍此，中国的能源版图和经济版图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大循环格局将由此而诞生。我们测算，以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为目标，仅绿电跨区交易一项所产生的现金流就可望占到西部、北部相对不发达省份GDP的近10%，非常可观。加之东部地区的大量投资，以及新增就业机会等，现金流可能还会翻倍。

 

平台期已至，中国有潜力在

 

“十四五”末或“十五五”初碳达峰

 

中国城市能源周刊：中央在分解任务目标，以及各地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路线图时要如何兼顾区域间以及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如何体现因地制宜？

 

邹骥：中国在分解任务目标时：首先，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路。评价标准就是要费用效果最优，即在成本最小的前提下实现既定目标；

 

其次，要坚持比较优势原则。即分解任务目标时要着眼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文化和政治意愿，以及营商环境等的比较优势统筹考量。

 

最终有些地方需要领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甚至负碳排放，而有些地方只需将碳排放降到最低即可。也就是说，要注重系统最优，而不是每个个体都要碳中和。

 

中国城市能源周刊：有专家提出我国半数以上省市应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碳达峰，从而为“十五五”期间全国碳达峰创造条件，对此您如何看？

 

邹骥：我们判断，中国已开始进入到碳达峰平台期，或者说已非常接近碳达峰状态。换句话说，中国的碳排放可能还在微量上升，但大幅度上升的条件已不具备。

 

据测算，中国有13个省市的碳排放约占当前排放量的40%，已大体实现碳达峰；还有10个省市的碳排放约占当前排放量的40%，接近碳达峰；只有7个省市的碳排放还在继续增长，约占当前排放量的20%。

 

在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能保持在6%左右，我们认为到“十四五”末或“十五五”初，中国有实现全国碳排放达峰的潜在可能性。当然，现实中一些不可抗力虽无法预测，但即便如此，在2027年、2028年中国大概率可以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