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碳排放权会给我们经济发展带来多大压力？

邹骥：我参加过两轮共十年的IPCC评估工作，其实它是在提供各种情景，但是我们说它从来不应该有，也没有过对排放份额的分配方案。因为IPCC是政府间的评价，中国政府也参加其中。所以在解读这种说法时，其实这是对IPCC工作的一个不太完整的叙述。如果IPCC要出什么东西，也是要经过中国政府审评和同意的，而且各国政府都要参加。

 

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关于减排的排放权分配方案，这个是有的，也不一定是IPCC提出的，实际上它有多种方案汇集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现在静态地去比较这些，然后以此来说明公平不公平可能还不够，因为什么？

 

一个是减排成本，在不同的时代，减排成本差别很大。以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为例，在过去10年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它的成本下降了90%，如果现在有硬性标准规定我们的排放份额就这么点，我们必须减排，那我们用可再生能源就行了，现在便宜得很。

 

所以还是要看科技进步的现实是什么，实际过程是什么。首先要观察生产力变化的状况，科学技术变化的状况，但是另外也要看我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不能泛泛而谈，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范围太广。

 

另外就是对全人类利益的认识，比如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国走到今天，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1万美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无视全人类的利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我们就要反思一下刚才那样的一种叙事方法，是不是符合实际，是不是符合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是真正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国现在在可再生能源、在高铁、电动车方面已经成为世界先进的国家了。

 

在这些低碳的领域，如果中国这么去做，赢得了自己新的市场，新的增长动能，包括一些海外市场。在BRI（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就更有优势了。我们这么去发展，而且完全是有可能这么发展。

 

在现在这种新的历史时期，当然要很艰苦的努力，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些目标，为人类作出贡献，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发展。由于科技革命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增长的故事和叙事的故事也在变化，所以我们得与时俱进。包括巴黎协定以后，5年以来，市场技术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也有我们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