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

气候变化问题是涉及到科学、环境、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归根结蒂是排放权、发展权、主导权问题。本文系统回顾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历程，指出其起起伏伏，波动中前行的特点。肯定了《巴黎协定》传递出的全球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信号，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 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曾遭受一定挫折。2010年， 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克里蒂安娜·菲格雷斯女士(Christiana Figueres)接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此后5年里，她协助19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以及相关利益方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磋商，最终促成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圆满达成了《巴黎协定》及有关决定，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她也由此被Nature杂志评选为2015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十大人物之首。Nature描述她为“气候守护者”，“一位为通向全球气候新协议而铺路的活力四射的领导者”。

 

 

▌从科学走向应对

 

国际社会从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到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经历了很长的阶段。早在17世纪，科学家就开始注意到温室效应。1824年， Fourier提出了地球大气具有温室效应的论点。1839年Tyndall进一步阐明了大气中微量的温室气体对地球温度变化的特殊作用。 随后， Arrhenius，Callendar等科学家通过一系列实验和研究指出大气CO2加倍将导致全球平均地面温度升高大约2~3℃。 这期间有几个关键的步骤是与量子力学理论和辐射传输理论的建立以及气体分子辐射和吸收谱线的测定等物理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大气的温室效应、温室气体以及大气中CO2浓度增加导致全球变暖等的坚实的科学基础才得以建立。1958年，美国夏威夷观象台开始进行CO2浓度观测，从而正式揭开人类研究气候变化的序幕。

 

20世纪中期， 伴随着《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等的出版，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标志着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的思想实现了重要飞跃。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为当代和后代人类保护气候》的决议。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一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提出了人类活动引起的排放正在显著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确定了《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原则。《公约》生效一年后根据“柏林授权”启动了强化附件——国家承诺的谈判， 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指标。历时两年于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不仅设置了发达国家的集体减排目标，同时，每个国家还确定了各自的减限排目标。

 

从1991年《公约》谈判进程启动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历时仅6年，如此高效的节奏，最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当时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视，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和温室气体排放上尚存在巨大差距。然而，《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却一波三折，经历了美国拒绝核准， 焦灼中等待俄罗斯的最终核准以满足生效条件，欧盟与俄罗斯反复谈判， 于2005年才得以生效。由此，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格局得以确定。

 

▌从理想走向务实

 

美国在《京都议定书》生效期间态度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发达国家不满意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实质性义务，也拉开了后续艰难序幕。鉴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底到期，在《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即开始启动《公约》进程下的“应对气候变化长期合作行动对话”，并于2007年达成了“巴厘路线图”，提出了发达国家减缓承诺和发展中国家适当减缓行动的双轨安排，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轮子”，即减缓、适应、资金、技术，以及针对“长期目标”的“共同愿景”。尽管“巴厘路线图”启动顺利，但后续进展并不平坦，各国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区分、发达国家之间行动的可比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等问题都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未来协议的具体设计也开始酝酿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方式演化。磋商对话方式呈现多元化，各种非正式对话不断涌现。

 

2007年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进一步确认了过去50年的气候变暖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科学性的增加直接提升了国际政治舞台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可度，推动了“巴厘路线图”的诞生。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举办之时，气候变化已成为标志性的全球性议题，在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激情乐观未必成功，由于大会组织程序的失误，“哥本哈根协议”未能通过，但其核心内容，包括2℃目标、共区原则、两轨安排、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目标、绿色气候资金、技术机制、审评等内容都在后续的“坎昆协议”、德班平台进程中得以反映。哥本哈根会议未获成功既反映了全球治理决策程序的问题，更反映了南北之争愈加激烈以及小国集团力量与超级大国的角力。克里蒂安娜·菲格雷斯在2010年接任《公约》执行秘书时候，正是国际气候变化面临困境、多边进程遭受打击之时。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入低谷期，但也趋向务实。

 

 

▌从博弈走向合作

 

20世纪90年代初，发达国家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的66%。而到2012年，其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份额已下降到41.4%，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排放和发展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回顾这25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2009~2010年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南北分歧依旧、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加剧、利益格局呈现多样化，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同时，从巴厘路线图进程开始，美国重新以积极姿态回归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发展中国家也在采取实质性的行动。2011年启动的德班平台进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是继续讨论提高2020年前行动力度，即解决“坎昆协议”未能解决的问题;二是确定2020年后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

 

在德班平台谈判伊始，发达国家就明确表示要重新解读《公约》。各方围绕德班平台是否应该遵循《公约》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认为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动态地运用和理解《公约》原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坚持德班平台仍应遵循《公约》的原则和规定，德班平台的结果是加强《公约》的实施而不是重写《公约》。 发达国家意图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承诺同质化， 认为所有承诺在性质和法律效力上是一样的，其意图是为了打破《公约》建立起来的附件一和非附件一的区别，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防火墙。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坚持要继续按照《公约》规定界定各方承诺。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鼓动之下，立场开始软化，也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

 

为了打破关于承诺原则性争论的僵局，华沙会议上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INDC)的概念，要求各方尽快开展国内的准备工作，确定各自在新协议下的承诺目标。这一概念本意是旨在加速谈判进程，但实际上的效果和预期有很大的差距。由于各自承诺尚面临一些原则性分歧，各方在准备承诺目标时具有极大的灵活度，缺乏一个基本规则依据。发展中国家希望明确发达国家的承诺需要包括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而欧盟等发达国家则更希望建立一个强化的审评机制，以持续提高各方贡献的力度。

 

随着2013~2014年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发布，科学认知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世界经济和能源格局进入结构性调整期，低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

 

另外，各国政治意愿和合作共赢理念不断增强。巴黎气候大会前，已有167个国家正式提交了有关开展温室气体减排等气候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其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90%。在美国、中国、法国、联合国秘书长、公约秘书处以及所有缔约方的共同努力下，巴黎大会最终达成了以《巴黎协定》和相关决定为核心的一系列成果。《巴黎协定》提出了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低于工业化前水平2℃， 并争取不超过1.5℃， 以及建立气候韧性社会和推动资金向低碳领域投入的目标。明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峰的长期减排路径。确定了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全球适应目标，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以及以促进性、非侵入性、非处罚性和尊重国家主权的方式实施关于行动和支持的强化透明度框架的一揽子共识。这是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等一系列成果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以更加包容、更加务实和激励的方式鼓励各方参与的重要成果，充分展现了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发展的共识，并充分照顾到了各国关切。

 

▌结语和展望

 

菲格雷斯出生于哥斯达黎加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曾经目睹了蟾蜍等生物的灭绝，激发她投身到环保和气候变化事业。她接任执行秘书后，足迹踏遍了全球的许多地方，团结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沟通力。《巴黎协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转折点”，传递出全球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信号。然而由于《巴黎协定》全面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在未来的遵约细节、实施安排的落实方面仍有大量挑战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