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面临效率大考:产量世界第一,全员工效却仅为世界先进水平1/5

文章来源: 中国能源报贾科华 朱妍2020-05-07 12:19

“过去十几年,煤炭行业取得了历史性跨越,各项指标大幅优化。但同时,煤炭生产和消费快速增加引发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正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开采效率不平衡。”谈及煤炭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红普在稍早前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直指效率“短板”。
     
康红普给出的数据显示,美国、澳大利亚煤炭行业全员工效分别为40吨/工和42.7吨/工,处于世界领先位置,而我国只有8.2吨/工,仅为美、澳的1/5左右。
     
全员工效直接反映了煤矿生产能力的高低,既是衡量技术、管理等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决定着矿井的生产成本、盈利水平。身为世界第一产煤大国,我国的开采效率为何赶不上国际先进?历经多年探索,“不平衡”的状况为何依然存在?进入“十四五”时期,这一关键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多重因素致采煤效率大幅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全员工效由矿井年产量除以工作天数、原煤生产人数而得出,是衡量煤矿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我国全员工效与国际先进水平为何差距如此巨大?
      
据中国煤炭建设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亮介绍,资源赋存条件差异是首要原因。“我国煤炭资源分布广、煤层埋藏深,先天条件占优的露天煤矿比重不到12%,开采相对困难的井工矿占绝大多数。而美国、澳大利亚煤炭资源丰富且分布集中,目前以露天开采为主,加上整装煤田较多、煤层较厚,开采难度较低、开采方式简单,具备高效开采的先天优势。例如,国外煤层厚度基本都超过10米,有些甚至超过20米。但在我国,8米以上就算特厚煤层了。即便在同等用人数量下,别人割一刀,效率就比我们高出一倍。”
     
“除了资源禀赋方面的断层构造多、煤层薄、倾角大等不利条件外,我国部分矿井还伴随着瓦斯、水、火、冲击地压等灾害,开采条件受限、安全事故多发,制约了开采效率。”中国矿业大学(徐州)采矿工程学院教授王方田进一步指出,在低瓦斯矿井,煤巷单进最快可达到1200米/月以上,但在部分高瓦斯矿井,要先施工底抽巷,再掘煤巷,一个月单进仅100米左右,效率低下在所难免。
     
“另外,我国煤炭年消费量高达30多亿吨,美国每年只有五六亿吨。所以,在美国只有大型、整装煤田才被认为有开采价值,那些与我国条件类似的煤炭资源,因为采掘难度较大、成本较高,80%左右都不会被纳入开采范围。”徐亮称。
     
那么,“先天不足”可否通过“后天”弥补?事实上,早在2015年,国家煤监局就提出煤矿“四化”建设,即通过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实现“减人提效”等目标。
   
“机械化、智能化能够促进煤矿效率大幅提升,一座年产2000万吨的大矿,大约只需五六百人。相反,由于机械化程度低,1个30万吨/年的矿井可能就要多达2000人。”徐亮说。
      
但据国家煤监局统计,目前全国煤矿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分别只有78.5%、60.4%,现已建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的煤矿数量,仅占正常生产煤矿数量的5.38%。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相比于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均已接近100%的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机械化程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用人多、效率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且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比例上,我国煤矿智能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最先进的煤矿在中国,最落后的煤矿也在中国”
 
“除了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我国煤矿自身也存在明显差距。目前,国内煤炭行业全员工效平均为8.2吨/工,但神东矿区补连塔矿的全员工效最高已达167.76吨/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可以说,最先进的煤矿在中国,最落后的煤矿也在中国。”康红普指出,“目前大型煤企的采煤机械化程度可达96.1%,但部分南方小矿仍在使用放炮采煤、人工送煤。落后的手工开采方式与‘有人巡视、无人值守’的智能化工作面并存。”
      
据徐亮介绍,我国全员工效较高的煤矿大多位于西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等南方地区的煤矿,规模相对较小、效率偏低。“其中,有的煤矿最高工效超过220吨/工。例如,中煤平朔集团东露天矿的年人均效率为6.8万吨,全员工效约为222.94吨/工,开采效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同时,有的煤矿全员工效甚至不足1.5吨/工。”
      
但即便在同一地区,煤矿工效也有较大差别。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以山东为例,通过整合关闭、兼并重组、改造升级等措施,当地一批年产30万吨以下的煤矿已得到分类处置。剩下的都是设计、生产能力相对较好的大矿,但这些煤矿之间的全员工效,目前最大仍能差到8—10倍。”
     
低效煤矿的大量存在,严重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王方田表示,生产效率关系着一座煤矿的生产、盈利等水平。全员工效越高的矿井效益越好,所以更愿意加大科研、装备等投入,矿工待遇也越好,更有实力吸引人才,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促进行业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相比之下,工效偏低的煤矿实力有限,对先进技术、装备以及人才的投入往往偏低,有些甚至无钱可投,长此以往,不仅企业自身工效难以提升,还将拖累行业整体水平。
 
告别“人海战术”,让采矿真正由“体力活”变成“技术活”
      
在康红普看来,“高效率”是煤炭行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预测显示,‘十四五’期间,煤炭行业将从高质量发展的中等水平上升到良好水平。与之相对应的全员工效,到2025年需提高100%。”
      
面对效率大考,多位业内人士指出,机械化、智能化仍是告别“人海战术”、实现“减员提效”的关键所在,也是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通过引进成套的机械化采煤装备,我们已彻底改变传统采煤工艺,实现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1个工作面单班由13人减至7人,全队由79人减至53人。”神东矿区锦界煤矿矿长李永勤举例,该矿原有9部主运胶带机,每部胶带机配备1名操作员、2名巡检员。通过智能化升级、实现集中控制,如今每班只需2人查看运行情况、2人驾驶电动巡检车,4人即可完成原先27人的作业量。“人员少了,产量却越来越高。煤矿的全员工效已由2016年的107.5吨/工提高到2019年的109.6吨/工。”
      
枣矿集团付煤公司采煤副总工程师卓俊勇也称,由机械化逐步升级到智能化,一个工作面的减员幅度达到65%。即使在取消夜班、周末集休的情况下,原本7天的开采工作量现在也只需5天即可完成,开采效率大幅提升。“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傻瓜式’生产,不再靠人工卖力气,而是一键操作采矿、谁都可以操作;不再为了出煤而出煤,而是要实现‘多快好省’出煤。”
      
但多位矿井负责人均向记者表示,国内煤矿的智能化工作,目前仍面临研发滞后于企业发展需要、建设技术标准与规范缺失、关键装备部件保障不足、相关人才队伍匮乏等难题,亟待尽快解决。
     
“此外,部分资源条件差、开采方式落后的煤矿,并不具备发展机械化、智能化的基础。因此,还要通过优化开发布局、发展优质产能等措施,从宏观层面减少先天因素的不利影响。”徐亮表示,现阶段,年产30万吨以下矿井仍占到全国煤矿总数的38%左右,其中不少为机械化程度较低甚至不具备机械化生产条件的低效煤矿,这也是拖累行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原因。“所以,一方面,应通过‘减少东部、优化中部、发展西部’的策略,加强西南地区30万吨以下矿井的淘汰力度,进一步提高煤炭生产集中度;另一方面,要优先建设大型现代化煤矿,有序推进千万吨级矿井群、千万吨级工作面等建设,进一步发挥优质产能的作用,提升行业整体效率水平。”
 
 评论:没有效率,何来效益? 
 
文丨本报评论员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煤炭工业生产方式实现跨越发展,由手工作业和半机械化为主转变为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主。截至2018年底,全国煤矿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78.5%、60.4%,巨大进步来之不易、值得肯定。但放眼世界,中国煤矿开采的全员工效只有8.2吨/工,仅为世界先进水平的1/5左右,从业人数高达1286人/百万吨,是世界先进水平的17倍之多;从国内看,全员工效最低煤矿不足1.5吨/工,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5、全国最高水平的1/150……这一连串关键数据,折射出“第一大产煤国整体效率低下”的严峻形势。
      
煤炭生产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行业整体发展质量的优劣。我国煤炭资源虽然储量丰富,但赋存规律和开采地质条件相对复杂,不少煤矿更是瓦斯、水害、自然发火、煤尘、冲击地压等灾害“五害俱全”,这都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
      
尽管不利条件横陈,我国煤炭行业近年来依然实现了各项指标的大幅优化。数据最有说服力。2013—2018年,我国原煤年产量一直维持在36亿吨左右,期间从业人员由611万骤降264万至347万,降幅超过43%。换言之,与2013年相比,2018年煤炭行业只用了不到原先60%的人员就完成了同样的工作量,效率提升潜力之大可见一斑。另外,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这一“5年下降超43%”的降幅,在全国主要工业行业中名列前茅,煤炭行业效率因此大幅提升,实属难能可贵。
      
成绩有目共睹,但问题也不容回避。行业内生产规模小、全员工效低、安全风险大的低效产能仍然大量存在,开发布局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等“顽疾”并未消除,煤炭行业整体效率亟待提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产业生态来看,传统的煤矿生产方式几乎已无效率提升空间,机械化是实现煤炭行业提质增效的最有效手段。而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正是导致“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堵点”所在。当前世界先进水平的机械化率已近100%,而我国不到80%,仍有可观的提升空间。
      
除了机械化程度的稳步提升,近年来煤炭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大量小型煤矿的“去产能”也直接相关。数据显示,得益于2016年启动的“去产能”政策,截至2018年底,我国年产量90万吨以下的小型原煤生产企业已降至2237家,较2013年大幅减少2290家。在此背景下,全国煤矿户均产量从2013年的81万吨,大幅增至2018年的140万吨,增幅高达72.8%,企业规模效益得以更充分发挥,行业整体效率因此显著提升。但目前我国小型煤矿仍然数量众多,其中年产量30万吨以下的煤矿更是占到全国煤矿总数近四成,退出工作不能松劲。
      
此外,我国煤炭生产一线的“全员工效”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5,但根据全部从业人数测算的行业总体效率更是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1/17,这是否意味着“非一线生产人员”的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更悬殊?这或许该引起各方更多关注。
      
虽然煤炭生产不能“唯效率论”,即不应无视资源禀赋等现实条件而盲目“对标”高效率,但也不应默许企业只谈成绩不谈问题,将生产效率低下一味归咎于“开采条件不好”等客观因素,刻意淡化甚至回避自身亟待补齐补强的“短板”,例如“煤炭设备研发能力相对不足”“企业管理水平较为落后”等。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多环节、多层面的巨大差距和机械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我国300多万煤炭人亟需创新求变、攻坚克难,补上“关键设备还是靠进口”等现实短板、改变规模至上等传统思维、深化“去产能”等政策措施,向科技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向改革要效益,尽早尽快真正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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