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公众支持与参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

中国为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与2009年中国在国际气候舞台上的角色相比有明显不同。角色的转型与中国公众在意愿与行动两个方面的支持密不可分。

 

2020年4月9日，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王彬彬博士（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SSCI\SCI 双收录期刊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WIREs) -Climate Change发表题为《中国人眼中的气候变化：宏观与微观层面公众认知综述》（“Climate change in the Chinese mind: An overview of public perceptions at macro and micro levels”）的论文，分析中国公众气候认知的总体情况。

 

王彬彬博士介绍：“在宏观层面，论文综述了全国范围问卷调查得出的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知识、风险、政策、行为改变等方面的认知状况，并按照年龄、性别、城乡、收入等指标进行了细分研究。同时，文章梳理了区域、文化等微观尺度的调查情况。通过综述可见，来自公众支持与参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

 

论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全面分析了过去三十年间包括皮尤中心、全球扫描、汇丰银行、英国BBC媒体中心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和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等在内的国内机构开展的与中国有关的公众气候认知调查数据。

 

经分析，有如下发现：

 

1.  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现有中外机构开展的调查显示，我国受访者对气候变化保持相对高的总体认知水平，大部分公众认同气候变化的主因是人类过度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

 

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后，中国政府意识到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逐渐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均有相关体现，并在全国范围推行减排。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加大相关报道，从而使公众有机会了解到相关知识和政策。此外，中国公众近年来越来越多地经历了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洪涝、酷热、极寒等极端天气事件，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直观感知。由此，政策优先性、媒体关注度和个体亲身经历是形成高认知的三大关键因素。

 

2.  全国范围的相关调查显示，中国公众为环境和气候友好型产品买单的意愿是清楚的，但在具体支付成本多少的问题上，受访者的反应差异较大。共享单车的普及、户用太阳能并网发电系统的推广，展示了一定条件下中国公众愿意调整生活方式的潜力。

 

3.  中国公众高度支持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和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巴黎协定》达成后，全球气候治理激发出自下而上的参与积极性，中国的私营部门、研究机构、慈善家、NGO和公众也主动行动起来。文中举例，2018年9月的加州气候行动峰会上，来自中国利益相关方代表共同启动“气候变化全球行动”倡议，就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民间联合行动的力量。

 

4.  虽然全国范围的研究总体结论呈积极趋势，但按照年龄、性别、收入、教育水平、地域差异等条件细分可以发现，受访者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但针对这些差异的细分研究仍较缺失。

 

结合主要发现，作者在文中给出下一步研究的建议：

 

首先，国内外相关机构应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多数国际机构在中国开展的调查无法深入，样本代表性缺失，只能选取个别发达城市。文中举例，皮尤中心2006年选取的6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的2180个样本。其在2015年的调研样本量已经扩充到77个行政单位（包括市、县）的3649位受访者，但其中城市和农村的样本代表性仍不成比例。相对而言，国内机构有开展调查的便利性，但在设计问卷和调查方法、选取样本等问题上缺少专业经验。文中以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与耶鲁大学气候传播中心的合作为例，前者负责落地实施，后者提供样本和调研方法的专业建议，取得的调研数据为联合国和国内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科学支撑，发挥了公众认知调研支撑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策略作用。

 

其次，建议规律性开展公众气候认知调查。规律性全国范围公众认知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是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可以通过调查及时把握公众对相关信息、知识、政策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基于民意的建议。细分人群的认知调查和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的气候行动动员提供针对性指南。

 

第三，将公众认知调查视为推动气候治理的有效工具。设计相应公众认知调查时应避免“为调查而调查”，对于设计调查的时机、目的和应用策略要提前按照不同的情景假设来安排策略设计。

 

最后，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一个瓶颈是普通公众从高认知到高行动的跨越，气候治理需要更多公众参与。作为消费者的公众通过主动改变消费模式、选择低碳产品，能倒推生产端低碳转型，进而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作出相应贡献。作者建议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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