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ogstrup & Oman(2019)指出,气候变化可以看作是碳密集型产品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资源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或者私人利润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由于市场
价格未反应碳的社会成本,导致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了巨大的负外部效应,因此,市场不足以缓解气候风险。
当市场失灵时,政府介入市场成为了必要。环境监管和碳定价应该是纠正该种市场失灵的首要政策工具,但是只要碳定价和环境监管政策不能有效执行,中央银行就可能需要行使其权利来影响信贷创造和分配(Volz, 2017)。事实上,碳定价等气候相关政策的实施受到一系列公共协调或治理问题的阻碍,例如,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可能缺乏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激励措施,因为这些措施的收益主要来自其他管辖区或国家的公民。因此,国家缓解行动之间的相互依存会产生关键的全球溢出效应和国际协调问题(Krogstrup& Oman,2019)。市场和政府的失灵共同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网络,使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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