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行动,它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国际政策协调和责任分担提出了难题:首先,气候变化在各国之间造成了一个搭便车的问题;第二,缺乏国际合作与协调也会激励各国在不平衡的排放控制上搭便车,以获得竞争优势;第三,气候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应该从规范或道德的角度为缓解行动的筹资做出贡献,以及每个行为者应做出多少贡献(Krogstrup & Oman, 2019)。Vaze et al(2019)提出,与政府相比,能够借助监管和资本市场渠道的央行,可能更有能力降低全球
碳排放问题,因为国家气候变化政策是根据国家地理边界界定的地域排放来实施的,这导致部分企业将其高碳项目转移至未实施气候变化政策的地区,由此,尽管许多发达经济体已在其境内减少了排放,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
碳排放转移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但是,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是受其监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无论它们的资产位于世界何地都将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因此,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在跨全球资本市场进行国际化思考方面具有优势。但即便如此,仍然需要全球各国央行的共同行动。
为解决气候变化的国际化问题,Bolton et al(2018)提出了一个实现气候和金融稳定全球联合治理的具体方法,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该机构将在两个层面发挥作用:(1)国家间在发生严重气候事件时的财政支助机制;(2)对正在实施的气候政策进行监督。这样一个机构的设置类似于在二战后面临主要全球性挑战的时期(如战后重建),创建一个国际制度框架,现在有一个需要特设机构应对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此类似的是,Rogoff (2019) 呼吁建立一个世界碳银行,这将成为发达经济体协调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和技术转让的工具。除了设立新的特设机构外,还有人建议将气候问题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现有的国际机构中,作为它们管理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职责的一部分,如建议通过IMF发行“
绿色”特别提款权,为
绿色基金提供资金(Bolton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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