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与寻明：国际法视角下的碳排放权单位研究

　　摘 要：自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市场化机制建立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交易量大幅提升，成交金额不断攀升，市场化机制在夯实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争端与纠纷日益增加，国际多边环境公约调整下的碳排放权机制部分地在WTO体制下进行规制，成为众多学者的憧憬。碳排放权单位体现的既不是GATT框架下的“产品”，也不是GATS框架下的“服务”，而是在经济上反映出特殊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属性。然而，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商提供服务的行为契合GATS金融服务要求，因此交易商可依据GATS享受跨国服务领域中的最惠国待遇，并可将与WTO规则相关的争端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实现环境争端解决的规范化、法制化。

　　关键词：国际环境公约；碳排放权单位交易；WTO体制

　　中图分类号：DF9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6

　　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在我国,针对大气中碳排放的数量，名称多种多样,比如碳汇量、碳排放权、碳排放量、碳排放权单位。笔者在文中以碳排放权单位为碳排放交易的对象,碳排放权则是基于碳排放权单位形成的权利,以碳排放权单位为交易对象形成的机制称为碳排放权单位交易机制。在广义上是指各类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最早是联合国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贸易体系。自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市场化机制建立以来，全球碳排放权市场呈现欣欣向荣态势，碳排放权单位交易机制在欧盟、北美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并为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碳排放市场在我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中仍属于新兴领域，本文作者力图在碳排放权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在WTO框架内厘清碳排放交易单位与派生行为的属性和地位。

　　一、 碳排放权机制之国际条约追溯

　　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市场化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5月9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以此为起点，国际社会先后达成一系列协议、计划、行动纲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注升温,并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和磋商,先后达成《京都议定书》、《马拉喀什协议文件》、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书》等一系列文件。在实务领域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亦蓬勃发展，例如，在金融市场上出现各种与碳排放权单位相关的衍生产品。理论渊源和实践操作两种渠道共同促进着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碳排放权相关国际条约之缔结沿革

　　与碳排放权单位交易相关的国际条约缔结过程，最早可以溯及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2年5月9日，联合国成员在纽约通过了《框架公约》。公约为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厘清了技术性概念

　　该公约首次明确温室气体的定义,将温室气体认定为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其中以二氧化碳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将公约目标定位于“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创造性地提出在环境方面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将缔约方区分为附件一缔约方和非附件一缔约方

　　附件1缔约方主要是指工业化国家缔约方和正在朝市场经济过渡的缔约方,主要包括共计38个发达国家,非附件1缔约方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根据不同的发展条件承担不同的责任，并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

　　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中，最重要的公约无可置疑是《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其主要贡献在于：议定书制定了对附件一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将目标定位为：“在2008-2012年承诺期间,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将总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减少5%”,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议定书同时创造性地引入市场机制，并设定相应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指南，从而使得议定书不再仅仅是一纸空文。《京都议定书》最终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

　　在200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确定了2012年后世界各国加强落实《框架公约》的具体领域。“巴厘路线图”明确规定，《框架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包括量化的温室气体减、限排目标，同时要确保发达国家间减排的可比性。同时，缔约方达成“巴厘行动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给予发展中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等内容。

　　缔约方第15次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协议。不幸的是，会议最终仅达成无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但该协议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之贸易方式及市场结构

　　在技术商业化尚不成熟而全球减排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以《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国际多边环境公约和议定书以探索性的方式，初步奠定了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的基础，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帮助各国降低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其主要方式包括：共同执行（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排放权贸易（Emission Trading，简称ET）。

　　当实现法定的排放限额成本过高时，政府或私人经济实体可通过向另一附件一缔约方买入AAUs，或获取ERUs，向发展中国家购买CERs等排放额度，来降低直接减排成本。

　　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市场具体可分为配额市场和项目市场，如图1所示，配额市场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京都议定书》设定的ET，各成员国根据其承诺，可按自身排放情况进行AAUs的交易。二是部分国家建立的除《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其他强制性的区域排放权交易计划，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美国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方案。三是一些国际组织、国家及企业等建立的一系列以自愿交易为特征的碳金融市场，最为典型的是英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项目市场主要包括共同执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其采用“基准与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