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懿宸：认知误区对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影响分析

　　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25于12月15日结束，会议形成《智利与马德里时期的行动》（Chile Madrid Time for Action）。尽管会议延期两天，是史上最长气候变化大会，但各方就核心问题未达成共识，备受期待的《巴黎协议》第六条款国际碳市场机制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什么各方都愿意展开谈判，却又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争议，面对气候变化，人们都在思考什么？本文将从心理行为的角度分析为什么气候变化谈判困难重重，同时提出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潜在心理的相关建议。

 

 

　　一、对气候变化缺少感同身受

 

　　一般情况下，人的大脑可分为两部分：理性脑（The rational brain）和感性脑（The emotional brain）。理性脑关注已掌握的信息（数字、逻辑）和科学的方法，对应理性思维。而感性脑关注生活经验、价值观以及直觉等，对应感性思维。气候变化只因为客观数据和现象被理性思维所接受，但人们并没有从主观感情上，即通过感性思维接纳它，所以面对气候变化，人们难以有动力采取行动去应对（Shackley， 2016）。

 

　　1、框定偏差（Framing Bias）影响判断

 

　　通常，我们把工作、家庭、休闲娱乐等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也会以不同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在各个区域内进行活动。所以，所处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看待问题的角度，这种现象被解释为框定偏差（Kuhberger， 1995）。人们会以自己善良的初衷，为不好的行为正名。本次气候大会国际碳市场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SDM）迟迟没有形成，主要是因为双重计算问题（Double counting），巴西等国希望把《京都议定书》（Tokyo Protocol）累积的减排量纳入新机制中，而发达国家部分谈判代表认为这样会导致重复计算。“没有规则，比有坏规则要好”（Satyajit Bose， 2019）。

 

　　2、启发式偏差导致动机性思考

 

　　可另一方面，呈现的图片、文字资料里，冰川冻土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极端气候灾害频发，生物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但是这些气候灾难离大部分人太过遥远，以致于让人难以感同身受。人的思维系统可以一分为二，快速思考和慢速思考。快速思考多基于个人过往的经验和感情基础而快速得出的结论。慢速思考则偏理性，会对各类信息进行权衡，考虑不确定性，深思熟虑后才得出结果（Kahneman， 1982）。快速思考结果往往容易形成启发式偏差（Heuristics Bias）。

 

　　人们因为启发式偏差，更认可具象、即时、公认的现象；更看重当下得失，大幅折现未来将产生的损失。而气候变化过于抽象、遥远、尚存争议，且气候变化产生的损失具有不确定性。气候变化中，接受短期损失可以减少未来长期可能发生的损失（Stern， 2007）。而气候变化的这些特质和观点与启发式偏差大相径庭，因而难以让人们接受。所以在气候变化这件事情上，人们会有先入为主的观点，这样的动机性思考在人们心中起着过滤作用，引导人们只选择相信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对另一方证据视而不见。

 

　　3、面对恐惧的恐惧

 

　　气候变化“完美地”走向人们面对痛苦的反面。人们通常对关系密切的、突如其来的、不道德的和当下的痛苦反映剧烈，而很少能够去感知到未来发生的痛苦（Gilbert， 2015）。一份调查显示，在2012年新泽西飓风“桑迪”过后，这场灾难受害者们依然不愿提谈论气候变化。他们不相信自己会因为气候变化而第二次经历这样的灾难，这不符合他们心中的正义世界理论，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灾难是非常偶然的事件（Marshall， 2014）。在集体中人们都希望寻找共同且积极向上的目标，而气候变化因为不确定性容易让集体产生分歧，这不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和相处之道。

 

　　二、信任危机影响气候变化合作

 

　　如果气候变化拥趸者试图打破人们习惯的日常，则将受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这是因为源于内心的不信任。人们通常相信生产的汽车飞机是安全的，相信刷卡和网购时资金是安全的。这不是因为人们信任产品性能，而是信任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组织（Roderick， 2009）。但是对于气候变化，信任危机表现得相当明显。

 

　　1、对信息传递主体的不信任，质疑宣扬气候变化的科学家、环保人士或政治家。美国坚决退出《巴黎协议》，体现了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尽管在欧洲，气候变化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深入人心，而美国退出很大程度上也让欧洲产生了动摇。

 

　　2、对信息传递过程的不信任，质疑发布信息的动机。碳排放权几乎等同于发展的权利，发展中国家需要拥有发展的权利，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COP15）上，发达国家集体承诺，将为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然而承诺至今并未兑现。

 

　　3、对信息本身的不信任，质疑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及其严重性。IPCC 报告中对气候变化损失不确定性的描述被视为无法自圆其说。部分机构和组织甚至怀疑实验数据造假。（Leiserowitz et， al， 2012）

 

　　4、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不信任，质疑其中的程序正义。欧盟部分人士认为之前大多数清洁发展机制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碳资助项目没有带来额外的碳减排量，新的国际碳市场机制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累积的碳减排量存在双重计算问题。

 

　　民众不满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不满企业的敷衍和拖延。企业则认为需要社会付费意愿才能启动低碳发展。政府则解释需要平衡其它社会民生领域。然后陷入互相谴责的恶性循环。

 

　　三、应对思路

 

　　很明显，使用冲突和威胁的方式宣传气候变化令人难以感同身受，并产生抵触心理。本文就达成气候变化共识和展开应对行动提供建议。

 

　　1、建立可普遍感知的共情联系

 

　　如果对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难以感同身受，那么可以考虑从人类健康，社会福利，商业机会等能够围绕人们可感知的效益与风险去间接地向大众传输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

 

　　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系列行动为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新增了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章节，提出要不断加强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疾病防控、疫情动态变化检测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建立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的早期预警系统等。同时，中国不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当前气候变化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尚不显著，但是健康、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紧密相连，而这更加坚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

 

　　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提升，社会越来越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公司的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已有研究显示，企业的ESG表现与公司财务绩效、违约风险有显著联系（施懿宸等， 2018），这为投资人与被投资人创造许了许多商业机会。

 

　　2、避免陷入对立

 

　　抛开分歧，寻求各方共同认可的价值。巴黎气候大会前，146个缔约国提交了119份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方案（UNFCCC，2015）。这种“自下而上”的自主减排路径受到了各方欢迎。行动不一定需要开始于全部人达成共识后，对于那些在当下存在争议的问题，例如国际碳市场机制，可先在少数国家间进行试点，以实践和时间展开可行性检验和最优化探索。

 

　　3、先迈出成功的一小步

 

　　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的时空衡量常为数十年的时间区间，万吨级的计重，个人在这样的时空尺度下太过渺小，削弱了对个人努力的肯定，弱化个人行动动机。而通过强调每个个体和共同努力的价值，专注于有可见成果的行动，并给予积极的反馈，则啧有助于人们接受气候变化并展开应对行动。

 

　　参考文献

 

　　1．       Gilbert， Lyngdoh． Stumbling on Happines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2015， 14（4）：596-599．

 

　　2．       Lewandowsky， Ecker et， al． Misinformation and Its Correction： Continued Influence and Successful Debia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012， 13（3）：106-131．

 

　　3．       Marshall．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Ignore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4．       Kuhberger．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 New Look at Old Proble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5， 62（2）： 230-240

 

　　5．       Shackley， Climate Change： Why Don’t We Respond More？ 2016

 

　　6．       Tversky，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978， 185（4157）：17-34．

 

　　7．       Stern et， al．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Nature， 2007．

 

　　8．       Roderick． Rethinking tru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9， 87（6）：68-77．

 

　　9．       生态环境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2019．

 

　　10．    施懿宸． ESG信用模型与债券违约率之研究， 2018．

 

　　11．    施懿宸， 吴祯姝． ESG与公司价值， 2019．

 

　　12．    UNFCCC． SYNTHESIS REPORT ON THE AGGREGATE EFFECT OF 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 2016

 

　　13．    来自各国的代表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敲定“碳市场”战略的细节， 2019.12，

 

　　作者：

 

　　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

 

　　梁楠楠 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