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分析

据了解，现代主流科学模拟显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加倍会引起全球温升3±1.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五次评估，证实了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对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

 

碳排放权就是发展权，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问题，一定程度上受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两大阵营，各阵营内又有所分化。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是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且推动减排有利于其输出技术和标准、提高国际竞争力，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减排则可能限制潜在的经济增长空间，因此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气候谈判形成了三股力量，即欧盟、欧盟以外发达国家（又称“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随着中国排放量取代美国居世界首位、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发展差异加大以及发达国家的鼓动等原因，发展中国家中的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立场出现了分歧，但格局尚未有根本性变化。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矛盾焦点，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承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前者要为后者提供减排技术和资金，这一原则当前受到发达国家的挑战。因不满《京都议定书》中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实质性义务，美国拒绝该协议，由此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进入了长期低潮。尽管巴厘路线图通过发达国家减缓承诺和发展中国家适当减缓行动的双轨安排把美国拉回谈判，但对这种安排的理解仍有重大分歧。

 

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

 

伞型集团中，美国和日本态度消极，韩国较为积极。美国，唐纳德·特朗普认为《巴黎协定》会带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并于2018年6月宣布退出，公布了“美国第一能源计划”，该计划反对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领导作用、不给自身能源和碳排放设限等；日本，在京都谈判之初曾附和美国反对量化减排指标，《巴黎协定》通过后，日本表示无法兑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目前减少80%的长期目标；韩国，落实《巴黎协定》的意志较为坚定，组建了直属于国家总理的气候变化协约对策机构，其《绿色经济增长法》将应对气候变化、建设低碳社会作为实现绿色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一直态度积极。欧盟主要国家前期均通过了相关立法，如英国《气候变化法》、法国《法国环境法典》和《电力自由法》、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修订案》等。法国，G20大阪峰会期间，法国重申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的承诺。英国，2019年6月，英国政府向议会递交针对现行“气候变化法案”的修正案，提出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新目标。德国，将在2038年前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到2030年时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比1990年减少55%。其他欧洲国家也在考虑淘汰燃煤发电，以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一直积极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多次强调将会积极落实《巴黎协定》。中国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提高到20%，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承诺。

 

通过总量控制下的市场化机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已成为多数国家的政策选择。欧盟、美国加州、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全国碳市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