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左右王朝命运

古代农业社会，人类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较差，大气温度每次变冷转暖，都会引发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动乱、战争和民族迁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兴起与跌落、战争和浩劫，以及重大科学发现和文化成就的取得，除了我们看得见的人为因素以外，冥冥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有气候的变化。

 

农牧之争背后的“天意”

 

“彼苍者天，何其有极？”当中国古人面对变幻莫测的天道，发出如许浩叹时，他们哪里知道，气温的些许变化，哪怕是1℃的升降，就能把人世间搅得天翻地覆。

 

对古代中国而言，气候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转换，往往决定着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强弱对比和农牧分界线的南北飘移，由此引发或加剧民族冲突，进而决定中原王朝的兴替。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当时气候变化正处于秦汉、隋唐两个温暖期之间的寒冷期，在公元400年前后温度最低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低了近2℃，较之温暖的汉、唐时代，要下降2℃－3℃。

 

有人以统一的斤亩折算，秦汉时代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北朝平均亩产128.8公斤，东晋南朝为125.4公斤，均较前朝下降了2.84%。

 

土地单产对古代民族的竞争尤其是农牧民族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单产高意味着在相同的面积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能有更多的粮食积累，也就有更强的军事战斗力，在战争中获胜概率更高。而寒冷直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年降水量将相应下降100毫米，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

 

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对比，直接决定中原王朝的疆域版图也即生存空间的大小。秦汉时代，中原王朝的农耕区直达阴山脚下。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大将蒙恬率秦军将匈奴驱出阴山以外，在阴山、河套地区设立了44个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派遣将军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阴山一带再次纳入中原版图。

 

而到魏晋南北朝时，阴山脚下已成为水草丰美的游牧区。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当地游牧生活的生动写照。

 

不仅如此，长城以南的老农耕区，这时也逐渐被畜牧所侵蚀。西晋束皙谈到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时，说“猪羊马牧，布其境内”，主张将马牛猪羊迁徙到“空虚之田”。这空虚之田，在今天看来，就是气候转冷，农耕尽废所致。

 

关中大旱 周室东迁

 

气候变化决定王朝兴替的另一个例子，是陕西的关中地区。西周末年，随着中国北方气候的由暖转寒，关中地区旱灾频发。第一场大旱自共和十四年（前828）到宣王六年（前822），持续七年之久，《诗经》中的《云汉》一诗，就真实记录了这次大旱，指天抹泪地哀叹说：“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时隔四十年，关中又发生第二次大旱，而且震灾、旱灾并起。据史籍记载，这次大旱在周幽王二年（前780），导致了“三川竭，岐山崩”的奇特现象，给靠天吃饭的原始旱作农业以毁灭性打击，不仅使关中的经济中心地位下降，还促成了10年后周王室的东迁。

 

古代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最终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气候转冷的结果。唐末五代以前，除了魏晋南北朝这个寒冷期，中国大部分时段气候都较温暖，北方旱作物单产高于南方的水稻，黄河流域人口一直很稠密，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此后，气候转冷，水稻单产随着耕作技术和选种的进步明显提高，逐渐超过北方旱作物，到宋时，南方人口超越北方，长江流域终于取代黄河流域，成为汉族的经济文化中心。

 

甘肃万象洞内一枚石笋，也揭示了气候变化与王朝兴替的惊人巧合。该石笋由地下水析出的碳酸钙累积而成，其生长速度取决于当地每年的降水量，科研人员根据石笋所含氧的同位素含量，绘出过去1810年间的降雨量变化曲线，然后与同时期朝代的兴衰更替作比较，结果两条曲线高度吻合。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作物生产，进而对中国古代朝代的兴衰起着关键作用。”主持这项研究的兰州大学教授张中平说，气候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左右历史棋局。

 

温暖孵化印加帝国

 

同样的事件不独发生在中国。法国安第斯山脉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公元1100年至1533年间，长达400年的温暖期充当了美洲大陆古印加帝国“完美孵化器”，使这个帝国的疆域从哥伦比亚一直扩展到智利中部，催生了灿烂的古印加文明。 神秘的古印加帝国是由南美洲印第安人创建的，公元1438年正式立国，在1533年被西班牙军队征服前，它是一个地域辽阔、文明发达的古帝国。版图包括现在的秘鲁全国，北至厄瓜多尔，西沿太平洋海岸，东达玻利维亚全境，南到智利北部和阿根廷的西北部，以现在秘鲁的库斯科为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由于没留下什么文字记载，而且突然消失，印加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古文明之一，给后人留下许多未解之谜。

 

“古印加帝国具有高度组织性，是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但如果没有温暖气候的帮助，这个帝国的文明程度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研究所的古生态学家亚历克斯•切普斯托•拉斯提博士说，他通过分析安第斯山脉库斯科地区马卡科哈湖湖床的沉积物，不但得出温暖气候催生印加帝国的结论，还揭示了公元880年左右出现的一场干旱，使此前的瓦里帝国走向衰败。

 

严寒葬送罗马帝国

 

莫斯科动力学院全球问题实验室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他们绘制出气候波动和社会历史的比较年表。“地区性的气候变坏，比如变冷或干旱无雨，往往总是伴随着一些伟大帝国的出现，智力型人物辈出，精神生活有新的建树与突破，天才发明层出不穷。” 实验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克利缅科说，一旦气候变暖，人们就缺乏勇敢大胆的时代激情，帝国也在安享太平中土崩瓦解。

 

罗马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典型例子。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但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并不同步，气候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正是这种时间差，促使匈奴人在公元四世纪气候转冷时西迁，在欧洲掀起民族大迁徙狂潮，葬送了罗马帝国。

 

关于匈奴人的西迁，东西方史书都有记载。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东汉建武初，“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气候开始转冷，这是匈奴衰亡的先兆。

 

东汉和匈奴的最后一战发生在东汉永元三年（91），“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此战彻底解除了匈奴人对中国的威胁，却给远在西边的罗马帝国造成了灭顶之灾。

 

这支逃亡的匈奴部队，西逃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200年的休养生息，重新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374年，匈奴人凭借其游牧民族的强悍善战，以势不可挡之势，大举西进，越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

 

受匈奴人入侵的巨大压力，中欧和北欧的日尔曼诸部族纷纷西迁，掀起了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法兰克人，像狂澜一样，后浪推前浪，离开原先居住的地方，南下迁入罗马境内。日尔曼人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由于生活环境寒冷恶劣，养成了无所畏惧、尚武善战的品性，南方衰弱而又富裕的罗马帝国，这时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掠夺对象。

 

据早期基督文献记载，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冬天常降大雪，夏天冷得果树都不挂果，葡萄酒都带一种酸味。多瑙河和莱茵河经常封冻，使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界成为不设防地带，暴露在彪悍善战的日尔曼骑兵面前。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越过冰河，进犯罗马帝国。

 

造物弄人，罗马帝国的创建，就得益于奇冷气候。罗马建城初期，城市被山毛榉树林包围，冬天经常40天都是积雪，台伯河封冻，冷得可是没法再冷了。后来随着气候的好转，整个亚平宁半岛一直到最北端，到处都在种植葡萄和马林果，包围罗马城的山毛榉树林也退到高山上，再也看不见了。

 

在温暖宜人的气候中，罗马帝国不断扩张成长。但是好景不长，当气候再次逆转时，寒冷的北方突然冒出好多过去都没听说过的好战民族，帝国边境全线告急，终于在外族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下，于公元476年寿终正寝。（本文参考了：《后汉书》、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经济史》、财经网《王朝衰亡的翻云覆雨手》、网易《气候变化推动社会演变》）

 

马丘比丘，最大的古印加帝国遗址，被称作印加帝国“失落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