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二．减排承诺逼迫着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com

通过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国人深切感受到了世界对我们的压力和期望。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个举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其实中央政府早在5年前就曾经承诺过让国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和吃上安全的食品。这一承诺曾在5年前的两会期间得到过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但是时至今日这一承诺还没有完全兑现，原因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7 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1.7％，在全球新增碳排放中占比高达83％，由此可见，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方面，我们面临的减排压力巨大。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造成我国这一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据易碳家了解在1990年至2009年期间，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煤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的74.2%上升到2009年的77.2%四大难题，原油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19%下降到2009年的9.9%，天然气从1990年的2%上升到2009年的4.1%，水电、核电和风电从1990年的4.8%上升到2009年的8.8%。也就是说，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在能源的生产结构中，原油所占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而天然气、水电、核电和风电总共才提高了6.1个百分点，所以在要素供给方面又不得不依靠煤炭来填补这3个百分点的缺口。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因此煤炭消费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较高，其结果必然带来高污染，造成巨大的经济福利损失。除了二氧化碳之外，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还有二氧化硫、颗粒物和二氧化氮。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三种污染物的污染浓度制定了年平均指导值。第一个是关于二氧化硫的年平均指导值为2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24个我国城市中,昆明数值最低，但仅比WHO标准低1毫克，贵阳数值最高，比WHO标准高404毫克。第二个关于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的年平均指导值为2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24个我国城市中,数值最低的大连比WHO标准还高30毫克，数值最高的天津比WHO标准高105毫克。第三个是关于二氧化氮的年平均指导值为4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24个我国城市中,南昌的数值最低，比WHO标准低11毫克，而数值最高的广州则比WHO标准高96毫克。正因为我国空气污染严重，所以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环境约束的边界。

三. 高度能耗逼迫着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高增长著称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伴生的一个问题，即在单纯追求高增长的背后是能源利用的低效率。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2004年时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大约是日本的8.7倍、美国的4.3倍、欧盟的2.9倍、印度的1.5倍。所以不仅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的现象，而且这种高耗能的现状已经把政府的政治承诺逼到了墙角。例如“十一五规划纲要”曾要求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然而累计到2009年只完成了14.38%；国家原预期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1亿吨标准煤,但是2009年已经达到了30亿吨四大难题，几乎提前十年达到了这一界限。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高度耗能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能源禀赋的约束边界。 夲呅內傛莱源亍：ф啯碳*排*放^鲛*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在一个国家既存的要素禀赋格局下，这种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方式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例如从要素供需的角度来看，2009年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为275000万吨标准煤，但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06600万吨标准煤，这就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弥补这31600万吨标准煤的消费缺口，由此也增加了国际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影响，尤其是石油进口和铁矿石进口的风险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更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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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这种高耗能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工业化发育程度的反映。目前我国工业在能源总量消费中大约占72%，这种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长期滞后。例如，2009年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产值结构分别为10.6%、46.8%、42.6%，从结构优化的程度来看，我们至今还没有达到1980年世界的平均水平，后者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产值结构分别为7%、38%、 55%。再例如，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曾要求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3个白分点,即由2005年的40.3%增加到2010年的43.3%，但实际上到2009年只累计提高了2.3个百分点，假设我们到时完成了这一指标达到44%，但是离世界1980年55%的平均水平还差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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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就业结构来看，我们就显得更加滞后，2009年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分别为38.1%、 27.8%、 34.1%，这一格局不仅离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曾要求2010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的约束指标相差甚远，而且这只相当于1955年日本的水平，后者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分别为37.6%、24.4%、38%。了解了这些数据后，我们就会知道此时盲目宣传什么“超过日本”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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