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提出了如下观点:”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经济增速不超过5%。对全国而言,履行气候承诺可能制约经济增速,但并不制约经济增长。对于不同地区和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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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法世界范围内有所借鉴。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历史变迁,一般情况是,随着经济增长,能源强度会经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最终一国的能源强度及能源碳密度下降率之和一般不超过5%。虽然这并非不可改变的物理定律,但得重视这个经验数值。鉴于我国政府承诺2030年碳排放目标的严肃性,可以认为,政府在作这项决策时,对于2015年后经济增长的预期不会超过5%。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网-tan pai fang . com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碳排放是指一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工业化时代,化石能源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化石能燃烧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的碳排放量与其经济产出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因此,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通常也是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人均能耗为0.63吨标煤,折合碳排放1.47吨。到了2012年,人均能耗上升为2.52吨标准煤,折合二氧化碳排放5.52吨。32年间翻了两番以上,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和4.22%。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近20倍,年均增长约10%。显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与化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长密不可分的。由此看来,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碳排放不再增加,甚至有所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速必须随之下降。但影响如何?
乐观人士可以举出许多实例,譬如近年来西欧、北欧许多国家碳排放显著下降,但经济仍在增长,尽管相当缓慢。最近十年间,美国也出现GDP增长同时碳排放下降情况。可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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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能源强度,即每生产一个单位的经济产出(GDP)所需的能源量;二是能源的碳密度,即消耗一个单位能源所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量。煤炭比天然气的碳密度高,天然气比水电碳密度高。按照定义,碳排放总量正是GDP、能源强度以及能源碳密度三者的乘积。一国的GDP总量、能源强度和能源碳密度决定其碳排放总量。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碳排放。近年来,中国的能源强度大幅下降,从而降低了碳排放增速。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用天然气替代燃煤发电,碳密度下降,大大促进碳减排。正是基于这种数量关系,有专家几年前提出碳排放的变化率可近似地表示为GDP、能源强度和能源碳密度变化率之代数和。在过去30多年中,由于节能和能效提高,中国的能源强度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下降。近年来,水能、风能、太阳能以及核能等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能源总体的碳密度也呈现下降趋势,尽管相当缓慢。用GDP的年增速减掉能源强度以及能源碳密度的下降速度,就是能源碳排放的变化率。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排.放_交^易=网 t a n pa ifa ng .c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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