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陷入“三重门” 加强法律约束或成“良方”

　　2014年，以碳排放权、污染物排放权为代表的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设在中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碳排放权交易7大国家级试点全部启动，5大试点完成首次配额履约，发改委将控制碳排放强度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然而，在排放权交易的实际运行中，企业对排放权的资产属性认识不够，政府GDP至上的观念仍需转变，对排放的法律性约束亟待加强。

 

　　排污权交易“门可罗雀”碳配额履约“临阵磨枪”

 

　　排放权是指控制一定区域内温室气体、主要污染物等的排放总量，再将其划成配额分给不同的排放单位形成的权利。排放权交易建立在“排放有偿”的理念之上，通过排放配额的交易流转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排放权交易制度将对环境有影响的排放物量化成指标并赋予其资产属性，以市场的手段有效地实现环境保护。

 

　　排放权交易起源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制定的《清洁空气法》中对排污权交易作出的立法性规定。我国的排放权交易也是从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交易开始的，自200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复了天津、江苏等11个省(市)成为国家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一些省份也自行选择部分市(县)开展试点，交易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挂牌。

 

　　但总体上看，许多地方的排污权交易零散冷清。上海、北京、天津于2008年先后建立了环境交易平台，前两者至今没有排污权交易；成立于2011年6月的成都环境交易所因一直没有交易甚至面临被整合；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也仅完成了一笔交易。

 

　　据了解，各地的排污权交易大多是由政府协调完成的“拉郎配”，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碳排放权交易起步相对较晚，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北京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因有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5个试点先后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而被业内人士称为我国碳交易元年，随后的2014年，除了湖北、重庆相继开启试点之外，前5个试点更是经历了首次履约。

 

　　碳配额履约是审核机构对控排企业进行审核，将其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所获配额进行比较，配额有剩余的可以出售或者留到下一年使用，超排的必须在市场上购买指标，从而使各企业实际排放总量不超过约定值。各试点的交易管理办法中都对企业的履约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实际履约中，除上海与深圳，其余3个试点的履约期均向后推迟。

 

　　北京发改委将原定的6月15日推到6月27日，广东省同样将履约期限从6月20日推到7月15日。而天津则先后两次推迟履约期，从原定的5月31日一直推到7月25日。